全球气候变暖问题愈发严峻主要源于碳排放量增加导致的气温上升。作为全球最大的碳排放国,面对国内气候治理压力与国际减排责任,我国于2011年起率先在北京、天津、上海、重庆、深圳、广东、湖北等两省五市开展碳排放权交易试点工作;2017年底,在整合前期试点经验后正式开始建立全国层面的碳交易机制。然而,我国碳交易机制建设仍处于初级阶段,该机制对碳排放的影响和作用路径缺少深入的定量分析。鉴于此,本文通过对比试点地区和非试点地区的碳排放情况,系统分析碳交易机制带来的减排效应及其作用路径。目前,用于政策效应评估的方法主要包括双重差分法、倾向得分匹配法及合成控制法等。然而,双重差分法中的对照组由人为设定导致模型结果主观性较强,而倾向匹配得分法要求样本量足够大,现实中数据很难满足模型条件。最终本文选取合成控制法进行建模分析,以数据驱动的方式确定权重减少主观选择的误差,同时无需大量样本数据。此外,现存文献对碳交易机制的减排效应进行分析时,一般只将碳排放总量纳入模型分析范围,然而综合考虑我国低碳发展理念中的“环境、经济”双重内涵,本文将碳生产率作纳入研究,系统分析我国碳交易机制对碳排放总量和碳生产率的双重影响及作用路径。本文利用2000-2017年30省份面板数据,基于合成控制法研究碳交易机制对碳排放总量和碳生产率的影响,主要研究结果如下:(1)碳交易机制有利于减少碳排放总量、提高碳生产率,但各试点地区的减排效应各有不同;(2)湖北地区碳交易机制减排效应最优,对碳排放总量的减排效应保持稳定,而对碳生产率的减排效应呈变弱趋势;(3)广东碳交易机制对提高碳生产率、减少碳排放总量有显著作用,但广东体量大且工业企业众多,因此广东省仍是碳排放大省;(4)天津和重庆碳交易机制减排效应不显著但呈现逐年增强趋势;(5)碳交易机制主要通过优化产业结构、提高能源效率两种路径产生减排效应。首先,企业在成本压力下淘汰落后产能,推动生产要素流向技术密集型行业企业,从而调整经济结构,减少碳排放。其次,企业在成本压力和减排技术革新动力下,倾向于提高减排技术以提高能源效率,最终达到碳减排目标。论证碳交易机制对减少减排放总量、提升碳生产率的作用,不仅能够成为我国实施经济激励型环境政策工具转型的有力支撑,并为全国范围内的碳交易积累有价值的经验,为碳交易制度设计动态调整和纠偏提供现实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