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党政治作为现代政治的基本形态,在历次科技革命的驱动下,从西欧一隅扩散至世界各地。在这一过程中,基于科技变革推动的纵向历史演进与世界各地不同历史文化的横向社会基础差异,世界政党政治的内涵、外延不断丰富。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以互联网技术为基础,以人工智能、大数据、5G技术为代表的数字革命大潮才刚刚开启。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在全球范围内的暴发与蔓延,成为世界历史发展的分水岭,极大地加速了人类社会的数字化转型。而数字化转型将给人类社会带来前所未有的颠覆性变革,覆盖全球每一个角度、波及人类社会方方面面,也必然会影响作为民族国家组织者与领导者的政党及其所表征的政党政治。本文并非是将世界政党政治的所有新转型、新问题、新趋势归因于数字革命,而是尝试探究数字革命对世界政党政治带了怎样的总体性、根本性的影响?数字革命影响了世界政党政治的哪些方面?数字时代世界政党政治将向何处去?以及上述变化下中国特色政党外交的战略应对。第一章为本选题的理论与实践背景分析。具体来讲,本文首先对数字时代、政党政治以及政党政治转型进行了概念界定与内涵分析,从而确定了本文的逻辑起点。其次,概述了世界政党政治的历史进程与现状,意在对数字时代世界政党政治转型做背景考察,以期明晰数字时代政党政治转型的实践起点。最后,基于前文的理论和实践分析,从结构分析理论出发,本文认为政党组织、政党选举、政党执政、政党的对外交往是分析数字时代世界政党政治转型的四个维度,能够较为系统、全面的分析和把握政党政治的转型表现。第二章分析和探究了数字化推动世界政党政治转型背后的动力机制,即为什么转型。本文认为数字技术革新是世界政党政治转型的重要动力和主要自变量,而世界政党政治运行基础的重构、世界政治思潮的变迁、政治传播系统的更新则是作为直接动力和中间变量（联系变量）,世界政党政治的转型作为因变量。第三章从上述四个考察维度分析了数字时代世界政党政治的转型趋向,即转型的具体表现。在政党组织方面,数字时代的传统政党与新兴政党基于组织惯性,在党员构成、组织结构、组织运作上分别表现出“持续性创新”与“颠覆性创新”的转型趋向。在政党竞选方面,数字化背景下政党竞选日益专业化和数字化。在政党竞选的专业化方面,主要表现为各类政党积极打造专业化数字竞选团队;大型科技公司积极介入政党竞选中,为政党提供技术和资金支持;数字政治营销公司在种类和数量上增长迅速,在政党竞选中作用不容忽视。在竞选的数字化方面,用于政治沟通的多种社交媒体提供了动员、说服个性化选民的丰富交流工具;大数据、人工智能使得政党竞选更加精准化、自动化、智能化。在政党执政方面,世界政党在执政方式上,不断提升数字化公共服务和管理水平;在执政理念上,持续提升执政的技术应用创新与开放性;在执政安全上,持续提升网络治理能力,防范执政风险。在政党对外交往上,在世界政党交往主体更加多样、线上线下交往方式更加丰富、交往网络更加立体、交往内涵上更加充实。第四章则是从上述四个维度分析了数字时代世界政党政治面临的多重转型挑战。在政党组织方面,世界各类政党组织在应对组织数字化转型的同时,遭遇着组织基础失稳、组织功能和认同困境以及组织模式冲击等挑战;在政党竞选方面,数字化给世界政党选举带来了新的选举异化,加剧了政党格局的碎片化;在政党执政方面,数字化冲击了政府内党际关系、执政安全、执政权力,同时对政党的执政能力提出更高要求;数字化在为世界政党交往转型注入动力的同时,“民粹主义国际”、数字外交领域规则缺失等新的问题更加凸显。最后,本文从学科属性和研究的实践性出发,将研究目的定位为在深度研究世界政党政治转型的基础之上,为中国特色政党外交做好形势分析,并提出应对策略,这即为第五章主要研究内容。首先,数字化背景下世界政党交往的能力、意愿以及场域的拓展和提升为中国政党外交营造了有利的发展局面。其次,数字时代世界政党政治演变的波动性增强,世界政党交往中的意识形态分歧不断扩大,则增加了中国政党外交面临的风险与挑战。在此情势下,中国特色政党外交应利用自身的科技优势、组织优势、理论优势,合理调整中国政党外交的组织、方式与机制,趋利避害,推动中国特色政党外交行稳致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