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的研究对象为上世纪三十年代在上海发行的英语杂志《天下》,通过对杂志Chronicle和Translation两个专栏内容的分析与爬梳,揭示《天下》在沟通中西文化时所遇到的困境。处在当时特殊的历史语境中,民族主义必然会成为《天下》潜在的对话对象,同时,由于杂志以英语为传播媒介,以传播中国文化为办刊宗旨,因而西方世界对于中国的想象也是杂志必须要回应的内容。正是出于对话的需要,或者说对话的焦虑,导致了《天下》内部观点的差异与错位,Chronicle和Translation所刊关于中国现代文学的内容则很好地体现了这一点。本文的目的除了要指出这种差异以外,更试图分析其背后的原因。借助这种研究,我们不仅希望发掘中国知识分子在面对不同文化语境时的立场与态度,更希望让那些为主流话语所遮蔽的文学图景能够浮出水面,从而丰富现代文学的形象。在第一章中,我们会对《天下》所刊与中国现代文学相关的文章进行简要的整理、归纳,对于作者与译者加以介绍。在此基础上,阐明Chronicle与Translation之间的错位是怎样一步步产生的。第二章主要分析错位背后的原因。一份杂志的观点大体上总是由编辑主导,因而出现如此明显的观点差异,《天下》的编辑们自然难脱干系。其所以犹豫反复,既是由于对文学的定位不清,又受制于各种主流话语的压力。换言之,文学究竟应该追求实用性与功利性还是应当坚持个人立场与美学追求,这一问题尚无定论。在一定程度上,这是历史的延续,新文学自诞生之日起便伴随着这种争论。新文学的主将,如陈独秀、胡适之流大体上是将文学视为改变社会思想的工具,这就使得新文学的独立性在诞生之初便受到了一定的侵犯。其次,彼时的知识精英对于现代性的体认亦存在差异,科学、理性、进步等话语虽然是主流,但是并没有完全压制异议的声音,对于现代性应该何去何从,他们的意见并不统一。而战争的迫近又使得很多知识分子不得不直面民族危亡等现实问题。民族主义话语在当时异常强势,《天下》即使没有直接参与论争,潜移默化中却不能不受影响。表现在杂志的内容上,或许便是趣味优先与政治正确之间的游移。第三章主要探讨《天下》面对潜在的西方读者,如何回应长期以来西方话语中固有的中国形象,其中我们尤其要注意英语写作和翻译可能造成的影响。如我们所知,翻译具有勾通自我与他者的功能,然而受制于不同语言之间内涵的差异,翻译并不能做到一一对应。相反,一定意义上,这一行为甚至可能最终消除原文语境下作品风格的多样性,并影响自我文化的构建。通过翻译的文本,我们很难清晰地分辨姚雪垠的《差半车麦秸》与鲁迅的《孤独者》、《伤逝》在语言方面的区别。这种区别,不仅是作家的风格的体现,更是一种文学主张的外在表现,甚至是全部价值观的缩影。一旦语言趋于同质化,作家关于城市与乡村、现代与反现代之间的观念便相对受到遮蔽,这反过来又会影响中国现代文学在西方的形象。同时,中文语境下的事件在转换成英语时,其过程本身也带有反讽的意味,对于那些主张文学要走向民众、重注实用的人而言,罗马字母书写而成的中国现代文学无疑是一种赤裸裸地嘲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