并购是国有企业实现提高资本积累率、剥离落后产能、优化资本结构等战略目标的重要手段,并购绩效则是对并购效率和效果的集中体现。在当前“做强,做优,做大”国有资本的政策背景下,如何增强驾驭厚重资本的能力、提升并购绩效水平,成为国企实现跨越式发展的关键。相对于国有股东而言,非国有股东的利益目标较为单一,更加关注投资的经济效益。向国企中引入非国有股东,使其积极参与治理活动,发挥相应的监督、制衡作用,可能成为提升企业并购绩效的重要方式。本文主要围绕非国有股东参与治理对国企并购绩效的影响效果、影响途径,以及不同情境下两者关系的差异性表现等三个核心问题展开分析和探究。首先,本文从股权制衡和委派董事两个角度出发探究了非国有股东参与治理对国企并购绩效的影响效果。一方面,现代企业制度下,非国有股东可以利用股东大会的决策机制来表达利益诉求,以股权制衡的方式发挥治理效应。股东大会是企业最高权利机构,企业内部不同利益主体之间各种意见分歧最终要通过股东大会的投票机制进行解决。当政府以实际控制人的身份干预企业并购决策,牺牲经济效率来换取政绩时,非国有股东可以其所持股份为基础在股东大会的表决中表示异议,增加政府实施干预行为的成本。同时,相对实际控制人的持股比例越高,非国有股东在公司治理和经营决策方面的影响力越强,有利于缓解国有股东“所有者缺位”引发的内部人控制问题,约束并购过程中的高管自利行为,进而提升并购绩效水平。另一方面,非国有股东以委派董事的方式参与治理有利于更好地发挥制衡、监督作用。获得足够话语权是非国有股东发挥治理效应的前提,单纯的持股并不总是能够保证非国有股东具有实质影响力。如果非国有股东在国企中仅拥有小部分股权,则很难通过股东大会投票这一渠道来参与企业的经营决策。此时,以委派董事的形式为非国有股东的“发声”提供保障,将有利于企业并购绩效的提升。其次,本文基于并购行为过程角度,从事前的并购目标选择和事后的并购整合两个方面,探究非国有股东参与治理对国企并购绩效的影响途径。并购活动是一个涉及多种管理环节和事项的复杂行为过程,并购绩效则是对并购行为所产生的经济后果的集中体现。现有研究表明,政府干预和高管自利会造成国企在并购目标选择过程中出现行为偏差,表现为更多地参与非相关多元化并购;同时还容易造成企业在并购整合方面的管理松懈,甚至整合失败,进而导致并购绩效受损。非国有股东以股权制衡和委派董事的方式参与公司治理,可能抑制上述两类因素的作用,纠正国企并购中的行为偏差,从而提升并购绩效水平。最后,本文围绕可能影响非国有股东参与治理动机和能力的内、外部因素,探究不同外部治理环境和内部治理机制下,非国有股东参与治理对国企并购绩效的影响效果差异。外部治理环境和内部治理机制决定了非国有股东治理动机和能力的强弱,可能影响其股权制衡和委派董事对国企并购绩效的提升效果。从外部治理环境角度来看,企业所在地区市场化程度和法治化程度越高,一方面,政府对社会资源配置的干预程度越低,非国有股东为提升企业经济效率而参与治理的动机越强;另一方面,法律对投资者所享有的各项经济权利的保障程度越高,非国有股东参与治理的能力越强,因而对并购绩效的影响效果越明显。从内部治理机制角度来看,企业各项内部治理机制之间存在“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相互作用关系,在制衡控股股东和约束高管自利行为等方面可能发挥协同作用。完善的内部监督和激励机制能够更好地降低内部人控制问题,减少政府行政干预和高管越权行为,从而降低非国有股东参与企业治理的成本和障碍,提升其对并购绩效的影响效果。本文的研究内容包括以下七章:第一章,绪论。本章对全文的研究背景、理论意义与实践价值、研究内容与方法以及可能实现的创新等内容加以介绍。第二章,文献综述。本章全面回顾股东治理相关的国内外文献,并对企业并购绩效影响因素的研究动态加以梳理。在述评现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突出本文的继承性与突破性。第三章,理论基础。本章对并购动因、政府干预、高管自利以及股东治理相关理论进行介绍,分析其对研究内容之间逻辑关系的支撑作用,并构建本文的逻辑关系图。第四章,非国有股东参与治理对国企并购绩效的影响效果检验。本章从股权制衡和委派董事两个角度研究非国有股东参与治理对国企并购经营绩效和市场绩效的影响效果,并进一步排除替代性解释,检验非国有股东参与股东大会投票积极性对国企并购绩效的影响、非国有股东参与治理程度与国企并购绩效之间可能存在的非线性关系、不同类型非国有股东参与治理对国企并购绩效的作用效果差异,以及不同类型国企中,非国有股东参与治理对国企并购绩效的作用果差异。第五章,非国有股东参与治理对国企并购绩效的影响途径检验。本章将基于并购行为过程角度检验非国有股东参与治理对国企并购目标选择和并购整合质量的影响,以及如何通过该路径作用于并购绩效。在进一步分析中,将探究非国有股东参与治理能否通过减少企业并购中的政策性负担和高管私有收益来提升并购绩效,排除替代性解释,检验不同类型非国有股东参与治理对国企并购目标选择和并购整合质量的作用效果差异,以及不同类型国企中,非国有股东参与治理对并购目标选择和并购整合质量的作用果差异。第六章,基于外部治理环境和内部治理机制的分组检验。本章将分析和检验不同外部治理环境和内部治理机制下,非国有股东参与治理对国企并购绩效、目标选择和整合质量的影响效果差异,以及不同内部控制水平和信息环境下,非国有股东参与治理对国企并购绩效的影响效果差异。第七章,研究结论、政策建议与不足。本章将总结本文的研究结果,得出研究结论,并以此为基础对国企的混合所有制改革与并购绩效的相关问题提出有针对性的政策建议。最后将指明本文的局限性并对未来研究方向加以展望。本文研究得到以下主要结论:（1）本文实证检验了非国有股东参与治理对国企并购绩效的影响效果。研究发现,非国有股东以股权制衡和委派董事的方式参与治理能够显著提升国企并购绩效。进一步研究发现:第一,尽管地方政府的放权意愿会同时提高非国有股东参与治理的程度和国企并购绩效水平,但并未对两者关系的可靠性产生实质性影响。第二,非国有股东在年度股东大会和涉及并购事项的股东会议中参与投票的积极性越高,其治理效应发挥得越充分,国企并购绩效越好。第三,非国有股东股权制衡程度和委派董事比例之间的非线性关系并不显著。第四,不同性质的非国有股东参与治理对国企并购绩效的提升效果存在差异。机构投资者和民营股东的股权制衡均对企业并购绩效产生了一定积极影响,而外资股东因股权制衡程度偏低而未起到显著作用;三类非国有股东通过委派董事的方式参与治理均对国企并购绩效的提升发挥了积极影响。第五,非国有股东对并购绩效的影响在地方国企中较为明显,而在央企中表现不明显。（2）本文实证检验了非国有股东参与治理对国企并购绩效的影响途径。研究发现,非国有股东参与治理显著降低了国企选择非相关多元化并购目标的可能性,提高了企业并购整合质量,进而提升并购绩效水平。进一步分析发现,第一,非国有股东以股权制衡和委派董事的方式参与治理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减轻国企并购中的政策性负担、抑制高管私有收益,进而提升并购绩效水平。第二,尽管地方政府的放权意愿会同时影响非国有股东参与治理的程度以及国企并购的事前目标选择和事后整合质量,但并未对两者关系的可靠性造成实质性影响。第三,不同性质的非国有股东参与治理对国企并购目标选择和并购整合的影响效果存在差异。相比外资股东和民营股东而言,机构投资者持股和委派董事能够更加明显地降低国企选择非相关行业并购目标的概率,提升并购整合质量。第四,非国有股东对并购目标选择和并购整合质量的影响在地方国企中较为明显,而在央企中表现不明显。（3）本文以分组回归的方法实证检验了不同外部治理环境和内部治理机制下,非国有股东参与治理与国企并购绩效关系的差异性。研究发现,在所处地区市场化程度和法治化程度较高的企业中,非国有股东参与治理对国企并购绩效的影响效果更明显;内部监督机制和激励机制完善程度更高的企业中,非国有股东参与治理对国企并购绩效的影响效果更加明显。进一步分析发现:第一,所处地区市场化程度和法治化程度较高的企业中,以及内部监督机制和激励机制完善程度更高的企业中,非国有股东参与治理对并购目标选择和并购整合质量的作用效果更明显。第二,内部控制质量和信息环境质量较高的企业中,非国有股东参与治理对国企并购绩效的影响效果更明显。本文可能的创新之处主要有以下三点:第一,丰富了国企并购绩效的影响因素研究。现有围绕国企并购绩效的研究主要集中于政府干预（潘红波等,2008;方军雄,2008;黄兴孪和沈维涛,2009;潘红波和余明桂,2011）和高管自利（陈仕华等,2015;赵妍和赵立彬,2018）两个方面。少数学者发现机构投资者持股和“国有”非实际控制人委派董事能够促进国企并购绩效的提升（周绍妮等,2017;逯东等,2019）。本文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考察各类非国有股东能否通过制衡控股股东、监督高管,发挥治理作用,进而提升企业并购绩效水平,为国企并购影响因素的研究提供了新的证据。第二,从多个角度检验非国有股东对国企并购绩效的影响途径。现有文献大多未对股东治理影响并购绩效的途径进行直接检验。少数学者按照经济行为导致经济后果的思路,探讨了股东参与治理如何纠正企业并购过程中的行为偏差（逯东等,2019）,从而间接验证了作用路径。本文在借鉴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利用三步法（温忠麟等,2004）、自助法等方法直接检验了并购目标选择和并购整合的中介传导效应;同时,分析并检验了非国有股东如何通过降低政策性负担和高管私有收益,进而提升并购绩效水平,使相关领域的研究更加细致深入。第三,在多种治理情境下探索非国有股东参与治理对国企并购绩效的影响效果差异。国内外学者已经在分析各类企业经济问题的过程中,对股东发挥治理作用的前提条件进行了广泛讨论。本文充分借鉴前人研究成果,系统梳理影响非国有股东参与治理动机和能力的内、外部环境因素,将外部治理环境、内部治理机制、内部控制质量以及信息环境质量等纳入非国有股东参与治理与国企并购绩效的分析框架,检验不同治理情境下两者关系的差异性表现,增进了对理论边界条件的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