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一项通用目的技术（General Purpose Technology）和使能技术（Enabling Technology）,人工智能的技术包容度与统摄力使其具备主导技术发展和推动社会形态转变的基本潜质,并且这一技术的应用已经对交通、医疗、教育、法律、金融、传媒等诸多社会领域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因此,人工智能又被视为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核心驱动力量,多数研究也将新一轮科技革命称为智能革命。与此同时,人工智能的发展与应用在为社会提供强大发展动力的同时,也对国际安全格局产生了一系列影响。本文根据国际安全的主要关注领域,将人工智能在国际安全中的应用范式分为传统安全与非传统安全两个方面。从传统安全领域出发,主要关注人工智能在军事力量与战略对抗中的威胁性使用与控制,具体又可分为在通用军事力量和非常规军事力量中的应用两方面的应用。非传统安全领域则主要关注人工智能在经济、政治和文化等社会领域中的应用与规范。当然,国际安全本身是由诸多交叉的议题所组成,结合人工智能技术应用的特性,这就使得人工智能对于国际安全格局影响的交叉性更为凸显。尽管人工智能技术能够基于进化赋能的实践应用,从传统安全、非传统安全以及两者间的重叠领域,为国际安全提供更为有效的维护和保障机制,但同时人工智能技术的应用也存在着超出预期设想的可能性。第一,从传统安全来看,本文选取了四个视角,具体为:（1）人工智能应用所导致的全域竞争存在打破战略平衡的可能;（2）人工智能应用所导致的对抗效用提升和对抗成本降低存在诱发冲突的可能;（3）人工智能应用于战略分析的“困惑”及误判存在加剧冲突的可能;（4）人工智能全球性规制的缺失存在催生一系列内生技术风险的可能。第二,从非传统安全来看,本文选取了五个视角,具体为:（1）技术发展内嵌的霸权逻辑使得发展中国家存在被技术边缘化和形成新的技术依附关系的可能;（2）科技地缘政治的强化将导致人工智能技术的国际竞争中出现更多的消极因素;（3）资本权力在人工智能时代可能得到持续扩张;（4）人工智能的应用将催生生产力增长的悖论和技术红利分配的失衡的难题;（5）人工智能还将导致数据安全、算法歧视和技术风险等威胁系数更为隐蔽的“技术恐怖”现象。据此,本文认为智能时代下,国家竞争的稳定性、社会治理的有序性与技术应用的稳定性三方面将遭受巨大的冲击。尤其是人工智能发展所导致的力量失衡以及安全格局的转变存在加剧大国间的战略竞争、扩大全球战略失衡的风险以及催生规模更大、强度更高的对抗的可能,国际安全格局因而将面临更大的不确定性与不稳定性。需要指出的是,目前人工智能技术所导致的安全风险已经逐步显现,而全面评估人工智能所带来的机遇与挑战将是解决这一技术安全悖论的关键所在。基于上述分析,以及结合当前部分国家对我国科技发展持续打压的背景,本文为中国在人工智能时代的发展战略提出了三方面的建议:（1）以战略布局的持续完善与发力打破技术高墙,以技术自主性的提升来减少安全领域的外部脆弱性;（2）构建完整的风险评估机制及保障体系,规范人工智能发展的技术伦理和价值取向,从安全管理等层面来协同防范技术安全风险;（3）积极推动全球技术发展与治理框架的共建,构建具有科学性、系统性、前瞻性的人工智能国际标准规范体系,并力促国际认同技术风险的治理框架和协调一致的治理机制的形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