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事证据立法,不仅要明确赋予公文书证在证据法上的地位,更要对公文书证的证明力评价规则进行明确。长期以来我国一直缺乏对公文书证证明力评价的明确规范。2015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首次确立了公文书证中实质证明力的推定规则,体现出公文书证证明力相关问题越来越受重视,但仍缺乏评价公文书证证明力的标准。学界对此问题尚未达成共识,难以形成统一的理论指导,因此实务中法官在对公文书证证明力进行评价时往往无所适从,错误认定公文书证、任意评价公文书证证明力的现象屡见不鲜。域外国家和地区的立法例已基本形成公文书证证明力的评价模式,在诉讼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我国应进一步完善相关规则,正确适用并充分发挥其在事实认定中的积极作用,这对于提高诉讼效率、维护行政机关公信力以及当事人权益都具有重要意义。因此有必要对公文书证证明力的概念、证明力范围、证明力规则构建等方面进行研究分析。对公文书证的证明力进行系统化的研究,有助于推动公文书证证明力评价规则的构建。本文以此作为研究对象开展行文。本文包括引言、正文、结语三部分,其中正文共有以下四部分:第一部分,公文书证证明力评价的基本理论。公文书证是指依法行使公权力的国家机关、依法在特定领域作出权威认定的企业事业单位、社会团体以及其他依法具有社会管理职能的组织在其职权范围内依法定程序或行业标准制作的文书。根据记载内容的不同将记录文书制作主体意思表示的公文书称为处分性公文书证;将记录文书制作主体观念或认识的公文书称为报道性公文书证。公文书证的证明力分为形式证明力和实质证明力。区分公文书证类型对研究公文书证的形式与实质证明力具有重要意义。第二部分,公文书证证明力评价模式的域外考察。域外公文书证的相关理论发展时间长,已经形成相对完善的证明力评价模式。具体而言,有以法国为代表的法定证据模式,即公文书证具有完全证据效力、证明力被推定为真实的模式;以德国为代表的法定证据为基础,自由心证为补充的评价模式,德国立法允许用相反证据推翻报道性公文书证,但不允许用相反证据推翻处分性公文书证;以日本为代表的自由心证评价模式,该模式下认为公文书证具有当然的形式证明力,而实质证明力则由法官自由心证予以裁量。第三部分,我国公文书证证明力评价模式的实证分析。根据域外公文书证的证明力评价模式,将我国公文书证证明力的司法实践试分为法定证据认定模式和法官自由心证认定模式两类,通过检索典型案例并归类。从中提炼出实务中主要存在形式证明力规则不完善、救济方式缺位、形式证明力和实质证明力界限模糊以及公文书证是否都具有实质证明力的问题。第四部分,我国公文书证证明力评价规则的确立。在公文书证形式证明力缺位的背景下,应首先构建形式证明力的评价规则,并规定法官可依职权询问,同时明确当事人提出公文书是伪造的证明责任;其次,依据行政行为具有公定力和司法判决具有“自缚性”的特性对实质证明力予以限制,对能否推翻公文书证实质证明力则需根据记载内容不同,将报道性公文书证和处分性公文书证的实质证明力区分规定,同时提出推翻报道性公文书证实质证明力的证明标准的建议;最后,建立以当事人提出异议为主导、法院依职权协助的公文书证异议提出制度,并规定异议提出程序。与此同时,处罚滥用异议提出权的当事人,限制当事人出于逃避法律追究、故意阻碍纠纷的解决等目而滥用权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