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党史研究从中国共产党诞生开始,迄今已有八十余年,其中经历了萌生、发展、曲折和复兴等阶段,但无疑历史学意义上的中共党史研究要在建国后乃至1978年后开始,原因在于,随着时间的推移,中共党史研究的政治功能和学术价值此消彼长,多年来中共党史研究中的惟政治、时势马首是瞻和以论代史的方法越来越受到质疑,以唯实求是为准则、重视文献特别是原始文献的搜罗和研究,日益成为学界的自觉。这种根本变化是从“文革”结束后开始的,起源于政治家和历史学家对中共党史的共同反省,在两者日渐疏离中发展,中共党史逐渐谨慎地形成和时势政治的距离,保持对政治时势的独立性。事实证明:简单地把中共党史研究的学术性和政治性统一看作是两者的完全一致是不科学的,两者之间的矛盾是无法掩盖的,处理不当,结果只能是中共党史研究沦为政治的附庸。中共党史研究只有很好地体现自身的内在属性和价值,才能恰当地完成其外在功能和附属价值,舍本逐末必将导致其一无是处。从长远的角度看,只有以求真务实为目标的学术研究才更有助于中国共产党的经验教训的总结,有益于执政党的发展,也才经得起历史的考验,时然亦然、时非亦非的中共党史研究注定成为历史的笑谈。当然,保持中共党史研究的相对独立性需要研究者的自觉和努力。中共党史研究的根本变化外现于三十年来大量文献的公开以及研究者对文献发掘的重视,内隐于中共党史研究的实证方法和实事求是的原则,其中研究者的思想解放和自身定位是关键,没有解放思想的前提,中共党史研究的学术化道路还会延缓,但思想解放后,研究者的定位尤其重要,是政治家的中共党史研究还是历史学的中共党史研究,其结论大相径庭。三十年来的中共党史研究发展表明,历史学的研究正大行其道,这是与历史学家的贡献分不开的,他们通过艰苦的史料发掘和实证研究,正本清源、匡谬纠误,推动党史研究的学术化进程。在此,历史学家的贡献,基本的说,在于其自觉文献的不可或缺和巨大力量并且在研究实践中贯彻之。中共党史研究的历史证明,史料文献是历史学的中共党史研究的基石,否定这一点,以论代史自不属于历史学的范围,以论带史也难免削足适履或者挂一漏万,以史为主、论从史出才是出路,这是迄今为止中共党史研究最基本的经验教训,也为三十年来中共党史文献刊布对中共党史研究发展的直接作用所反映。对比1978年前后的两个三十年可以清楚,思想禁锢之于文献刊布和研究的消极影响,以及思想解放后文献资料大量公布和研究进展对于思想解放的积极作用。三十年来中共党史文献刊布,推动了中共党史研究学术化的进步,也有力地把政治家的中共党史研究卷入其中,促使其日益注重借鉴党史研究的学术成果为政治服务。随意篡改历史为现实服务,甚至如“文革”中党史被任意涂抹为虎作伥的现象,随着中共党史主要文献的面世和主要史实的厘清,将一去不复返,这就是文献的作用。本文正是针对上述三十年来中共党史的巨大变化,通过三十年来中共党史文献的全面归纳介绍和中共党史研究的概括总结,意在强调文献在中共党史研究中的基础作用,也为中共党史研究进一步发展提供工具和铺垫中共党史的特殊性无疑是存在的,在一定程度上古今中外的历史学家研究当代史都要面临同样的问题,中共党史研究更加特别而已。但在研究中详尽地占有资料,根据史实得出客观公允的结论,也是必须的。中共党史研究者也许可以选择回避某些问题,但在面对特定问题时,选择回避某些文献则是不被允许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