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正处于经济转型期,国内部分产业面临产能严重过剩的问题,因此很多非金融企业已经从实体主业转向虚拟经济。金融化程度的加深一方面有利于解决非金融企业的投融资问题,另一方面对非金融企业也存在不利影响,譬如企业抛弃主业而热衷于金融投资,以虚拟经济的繁荣替代实体主业发展。在此背景下,本文的研究将以2006-2018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研究中国非金融企业的金融化程度和影响金融化程度的企业异质性因素。本文的研究将从以下五个方面展开:一是对金融化程度的概念从宏观和微观两个层面进行全面的界定,对之前学者研究的金融化度量指标和企业异质性指标进行了梳理。二是运用行为金融学的理论对三大企业异质性指标对企业金融化程度的影响进行理论研究。三是构建了企业异质性和企业金融化程度指标体系。企业异质性指标包含企业属性、财务指标和创新指标,其中企业属性包含八个子指标,最终通过主成分分析法提取了三个主成分,即企业属性的发展因子、结构因子和资产因子。财务指标包括资产负债率、营业收入增长率、融资成本和总资产报酬收益率四个子指标。创新指标包括创新能力这一指标。企业金融化程度指标包含金融资产持有率、金融投资率和金融收益率三个指标,并从传统行业和新兴行业两个维度对处于不同行业的企业金融化程度进行对比分析。四是通过多元线性回归检验了企业异质性指标对非金融企业金融化程度的影响并进行比较分析。五是结合理论研究和实证研究结果为非金融企业稳健发展提供政策建议。本文的实证结果表明:首先,我国非金融企业金融化程度总体不高,我国非金融企业金融资产持有率维持在10%以下,金融投资率维持在35%以下,金融收益率较不稳定;其次,企业异质性指标对企业金融化程度的影响不一,企业属性的发展因子、结构因子和资产因子都对金融化程度有影响,其中企业属性的发展因子和结构因子影响更大。具体梳理如下:企业属性的发展因子越大,即表现为企业规模较大(企业处于成熟期)时或企业为国有企业时,企业金融资产持有水平和金融投资水平较低,而金融投资收益较高。企业属性的结构因子越大,即表现为董事会规模较大且企业的董事会结构趋于分散(企业的董事会席位并不主要集中在少量原始股东手中)时,企业金融化程度越高。企业属性的资产因子往往与企业所处行业有一定的相关性,有形资产占比较大的企业金融化程度更低,尤其表现在企业金融投资收益较低。财务指标中的资产负债率和总资产报酬收益率对非金融企业金融化程度有显著影响,资产负债率较高的企业金融化程度较低,由于负债率较高的企业几乎没有闲置的资金用于金融投资。总资产报酬收益率较高的企业往往从事活跃的金融投资行为导致其金融资产持有率和金融投资率水平较高,但是金融收益水平却比较低。营业收入增长率和融资成本对金融化程度影响不大。创新能力与非金融企业金融化程度有显著的负相关关系,增加无形资产投资来提升企业的创新能力会对金融投资产生挤出效应;再次,经济周期和行业分类对非金融企业金融化程度有显著影响。2008年金融危机发生之后,非金融企业金融化明显放缓。处于新兴行业的非金融企业金融化程度明显低于传统行业的非金融企业,体现新兴行业更加注重主业的投资而较少涉及金融领域;最后,M2同比增长率和GDP增速都与非金融企业金融化程度呈现显著的负相关关系。当M2同比增长率较高时,市场中流动性比较充裕,企业金融化程度较低,这有助于实体经济的发展。当GDP增速较快时,非金融企业将主要致力于主业经营以谋求更多的营业收入和利润,非金融企业的金融化程度降低。最后,本文分别从企业角度和政府角度提出了相关的政策建议。从企业角度出发,合理范围的金融化程度有利于非金融企业在经营主业的前提下解决投融资问题,因此有投融资需求但金融化程度较低的非金融企业可以通过改善董事会结构(比如适当增加独立董事占比)、降低资产负债率(比如合理减少企业的负债)或者提高总资产报酬收益率(最主要的是增强企业主营业务的盈利能力)等手段提高企业的金融化水平。反之,对于金融化程度过高甚至抛弃主业经营的非金融企业可以通过改善董事会结构(比如适当减少独立董事占比)、提高资产负债率(比如合理提高企业的负债)、增加企业创新投入等手段适当降低企业的金融化水平。从政府角度出发,鉴于我国新兴行业和传统行业的非金融企业金融化程度存在差异,因此政府应根据不同行业金融化程度出台不同的监管政策,以协调不同行业间金融化差距,促进新兴行业和传统行业之间协同发展。同时政府可以通过货币政策调控M2同比增长率使得非金融企业金融化程度处于合理水平,最终促进实体产业和金融业的共同繁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