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比于门阀政治的东晋,南朝皇权的控制力得到了加强。皇权借助于策试选举,强化了国家教育,掌握了人才的控制权。同时,国家还借助于策试选举,对各种教育资源加以整合,使其具有鲜明的国家意识形态性。在国家教育的实施过程中,文学活动所受的影响比较突出。本文所关注的,就是南朝国家教育是如何发展自身,并配合皇权需要整合文学活动发展这一问题的。本文正文共四个部分,第一部分主要讨论南朝国家教育的基本制度。认为南朝较之前更重视国家教育,在教育机构的设置上也突破了两汉以来以太学、国子学为核心的单一教育格局。同时还利用私学教育发达的时代特点,采取私办官助的形式开设了四学、五馆等教育机构,有效实现了教育规模的扩大。同时,南朝国家教育还改变了两汉以来以儒家经学教育为主的单一内容,创立了如“儒学”、“玄学”、“文学”、“史学”、“阴阳学”、“律学”等专科教育,同时倡导“实用”教育,压缩了士族阶层的权力空间。在国家教育制度与文学活动整合方面,国家教育立足京城,使得文学家的区域分布呈现出以京城为中心的集聚性特征。再加上教育在国家选举中的作用日趋加强,寒素阶层日渐崛起,围绕政治和权力呈现出文士集团化发展的趋势,文学集团也逐渐增多,驱动了南朝文学的发展。此外,国家对文学价值取向的管控也逐渐增强,“文”成为世人“获罪”和“进身”的重要原因。第二部分梳理了南朝国家教育的内容,总结了其特点,并就其对文学理论的整合情况进行了论述。南朝的国家教育尽管呈现出多元发展的态势,但核心内容还是儒家经学。同时由于魏晋以来的玄学传统,玄学在国家教育中依然占有重要地位。此外,为了在南北朝的意识形态争夺中获取统治地位,南朝统治者普遍崇信道教与佛教,国家教育多杂宗教因素,尤以佛教为胜。另外,随着重文风气的强化,以“属文”为目的的文学专科教育也得到发展。国家教育通过这些教育内容的规范,整合、引领了当时的文学发展。其突出表现就是南朝以“征圣宗经”为基本理念的文学理论著作与文学总集的大量出现。国家籍此树立了文学典范,目的就是利用文学服务于国家意识形态的建构,塑造并维护国家形象。第三部分着意于国家教育方法对文学活动的影响问题。南朝国家教育的方法从历史承袭而来,主要有赏识法、讽诵法、模仿法、辩难法。赏识法主要发生在利益相关的群体之中,着力于提升被赏识对象的信心,对文学的集团化发展和文学的传播有积极意义;讽诵法以识记和吟诵为基本内容,对文学“隶事”、“征事”、“用典”的发生有推动作用,对文学类“类书”的发展也有影响。同时由于讽诵“以音声节之”的需求,对南朝文学在音韵方面的发展也有促进作用;模仿法强调以经典为模仿和拟作对象,促成了文体范式的形成,使文学的技术性得到强化,推动了文体形式化发展的趋势,对”文学早慧”有积极影响;辩难法以问答为基本特征,在与玄谈融合后,对文学重视语言修辞的形式化发展有一定影响,同时“难”作为文体,也得到进一步发展。第四部分主要从文学角度来反观南朝国家教育。认为南朝文学对国家教育的反映主要表现为两个层次,一是对国家教育活动的记录,以兴学诏和劝学文为主;二是对国家教化的呈现和鼓吹,以应制文学、通俗文学(辅教书等)为代表,宣扬忠君、孝道、大一统的政治理想。研究认为,南朝文学活动是与国家大一统的政治诉求密切相关的,有着鲜明的事功倾向。本文在关注国家教育和其文学整合作用的同时,还就教育和文学活动中的一些问题如萧梁“五馆”的成立时间、南朝“太学、国学、国子学、国子太学”的内涵、“集雅馆”的职能、南朝”文学早慧”等名物制度问题进行了考辩,对一些争议性问题也给予了教育学的阐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