伴随着经济全球化的纵深发展,各国间经贸来往愈来愈频繁,跨国直接投资的数量和范围不断扩大。投资者与东道国间互利共赢、利益共享的同时,其间的投资争端也越来越多。为了高效、有序、公正地解决投资者与东道国间的国际投资争端,1965年,在世界银行首倡下,国际投资争端解决中心(简称ICSID)应运而生。纵观晚近的国际投资仲裁实践不难发现,在投资者经济利益与东道国公共利益的博弈中,前者受到了更多的重视和保护。东道国基于公共政策目的的实现和公共利益的保护而采取的限制或剥夺外国投资者财产权益的行为在绝大多数情况下被国际投资仲裁庭认定为违法甚至需要承担巨额的赔偿或补偿责任。针对ICSID对公共利益保护不足的问题,笔者建议,通过在双边投资协定中设置例外条款以限制ICSID主张管辖权的权利,并对重要概念进行补充规定和解释,防止ICSID做偏向于投资者的扩大解释;增强仲裁程序透明度,完善仲裁员遴选机制;建立仲裁裁决上诉制度,完善仲裁裁决监督纠正机制。纵观我国近二十年与其他国家签订的双边投资协定,我国在许多双边投资协定中赋予他国投资者直接提起国际投资仲裁的权利,对于外国投资者投资权益受损的补偿标准也有所提高。我国正处于经济转型时期,经济发展更加注重科学可持续,更加注重对环境、文化遗产、人权等多方面的保护,这难免会触动到在这一领域投资的外商投资者的利益。对投资者的高标准保护无疑会对我国的公共利益保护带来隐患。笔者结合我国当下与其他国家签订双边投资协定的现状以及与美国正在进行的双边投资协定的谈判,提出加强我国在投资仲裁中公共利益保护的建议,主要包括尝试建立ICSID外的投资纠纷解决机制,比如建立专门处理中美间投资争议仲裁庭,纳入ADR纠纷解决机制;明确相关概念以避免ICSID对公共利益条款做任意解释,明确“间接征收”的概念及判断标准,制定根本安全利益例外条款;制定投资仲裁透明度条款,有条件地公开仲裁程序和仲裁文件,加强政府信息公开制度及非政府组织机构建设;建立投资仲裁上诉机制,建立中美临时上诉审查机制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