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朗自立宪革命以来开始在政治意义上向现代社会转型,中产阶层在立宪革命中扮演主要角色,成为议会政治的保卫者。但议会政治下立宪政府无法驾驭内外交困的局面,由于伊朗社会结构仍是前现代的,中产阶层无法与的强大保守力量相抗衡,外部力量的干预最终导致立宪革命失败。现代伊朗社会经历了三次转型。巴列维王朝建立后推行现代化和世俗化改革引起伊朗经济结构、人口结构和社会结构的巨变,伊朗社会开始从农牧业为主的社会向现代化转型。巴列维王朝建立后得到中产阶层支持,王朝推行现代化的过程中官僚机构扩充,教育得到发展,中产阶层规模壮大。但国王政治上加强集权,架空议会权力,实行政治高压,将中产阶层排斥于政治之外。中产阶层与王权的矛盾逐渐尖锐化。王权与外部力量的结合损害了伊朗中产阶层的经济利益,他们逐渐走向联合,共同抵制王权与外国资本的联盟。礼萨汗退位后伊朗恢复议会政治,中产阶层填补王权留下的真空,政治地位逐渐上升,民族阵线通过议会掌握国家权力,在民族主义的激励下发动石油国有化运动。但中产阶层内部传统中产阶层和现代中产阶层分歧严重,最终分道扬镳。民族阵线中的宗教阶层转而支持王权,国王1953年政变成功,推翻了民族阵线领导的中产阶层政权。国王通过执行经济发展计划,发动白色革命促进伊朗现代化发展。伊朗社会现代转型速度加快。国家机构迅速膨胀,教育得到发展,私人经济经历长足发展,这都促使中产阶层队伍急速增长,其在劳动力总数中的比重加大。但中产阶层缺乏参与政治的机会,国王集权政治引起中产阶层的不满。伊朗走上依附性发展道路,为外国资本的渗透大开方便之门,本土阶级的利益受到损害,他们开始走向联合,共同反对王权和暴政。60年代以来激进乌莱玛成为政治反对派,60和70年代后,中产阶层对抗王权的形式逐渐向暴力革命的方向发展。现代中产阶层抛弃西化和世俗化,转向伊斯兰和本土化,由此两类中产阶层以伊斯兰为纽带形成联合,以伊斯兰革命的形式推翻了国王的统治,建立了伊斯兰共和国。共和国初期伊朗政治中存在自由派、左派和宗教阶层三大力量,三者在国家建设和发展道路等方面的分歧导致其矛盾逐渐激化,最终演变为冲突。宗教阶层以“人质事件”和文化革命等为契机,把自由派和左派都排斥出伊朗政治之外,最终确立神权体制。伊朗社会进入全面伊斯兰化的转型时期,即第二次转型。自建国初期以来,伊朗先后进行国有化运动、土地改革和外贸国有化等运动。工农运动推动下,政治革命向着社会革命的方向发展。随着宗教阶层统治地位日趋稳固,他们开始放弃激进的经济政策,阻止社会革命。商人和地主抵制下,土改和外贸国有化陷入停顿。伊朗伊斯兰化以来,经济上以农业立国,提倡独立自足,现代工商业资本的积累受到严重干扰,资本流向农业和小型的、传统工商业。伊朗社会结构发生变化,个体经营者和农民人数增多,工人阶级和私企的现代中产阶级减少,中产阶层向国有企业和事业单位集中。伊斯兰权发动文化革命,进行政治监控,使中产阶层经历伊斯兰化的重塑过程。80年代末90年代初,伊朗务实派开启自由化改革进程,伊朗社会开始第三次转型,即自由化转型。为重建被战争破坏的家园,提高经济增长速度,伊朗大开国门,引进外资,实行经济私有化,鼓励私有经济发展,促进了工业经济的增长。伊朗经济结构发生变化,社会结构也开始向革命前的状态复原。随着私有经济发展及现代中产阶层壮大,他们要求改变国内现状。从伊朗统治精英中分化出改革派,他们要求打破特权经济的垄断地位,实行自由市场机制,要求政治多元化和民主化。然而自由化改革以来伊朗保守主义仍然十分强大,其政治地位稳固,经济基础雄厚,对改革进行顽固地抵抗。伊朗国内政治力量分裂为改革派和保守派两大对立的阵营。改革成为伊朗未来发展的主要议题,中产阶层是支持改革的主要社会力量,其发展壮大,与保守力量的对比变化是影响改革的重要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