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剖析了叶舒宪在文学人类学理论与方法上的探索，总结他在文学人类学批评实践方面的成功经验，并指出他研究中的不足。 从叶舒宪的文学人类学研究历程来看，他在文学人类学上的研究经历了三次重要的学术“转向”：语言学转向、文化转向和生态转向。三次“转向”不仅显示出他在文学人类学研究上的阶段性转变和历史走向，同时也反映出他学术观念上的三次重大变化，即从语言中心论、文本中心论到生态论的观念转变。这一变化过程反映出他从现代性话语建构到后现代文化寻根的学术发展历程。“历史主义”原则是其文学人类学研究的基本原则。它是叶舒宪在其文学人类学兴趣“转向”过程中对黑格尔、弗雷泽和弗莱等人的“历史主义”思想进行理论总结的结果。根据“历史主义”原则，叶舒宪主张“世界眼光与中国学问”的结合，进行跨文化与跨学科的比较研究。在具体现象的探究上，他强调寻根探源式的历史分析。叶舒宪的学术历程显示出他在“双向会通”下主动去沟通并融会中西方文化的学术“涵化”情形。 叶舒宪在文学人类学理论与方法上的探究是以“再阐释”弗莱原型批评为主线，融会各种理论方法对弗莱的原型批评进行改造或者扩展。叶舒宪意识到，一方面，弗莱的原型批评包含了从黑格尔到弗雷泽和荣格的全部文学人类学的精华——这是他倚重原型批评视角、方法的主要原因；另一方面，弗莱原型批评理论带有欧洲中心论的偏见——这是他强调消解欧洲中心论、批评自我中心主义，主张本土话语与外来话语对译，实践跨文化与跨学科比较研究的重要原因。叶舒宪在理论与方法上的探究是以历史主义和整体论为原则的。根据这两个原则，他强调历史与逻辑的统一，宏观与微观的结合，历时性与共时性的互补。另外，他还强调中西方在理论与方法上的对接与综摄，提出了融会新知的“三重证据法”和汉字-原型研究法。 在文学人类学批评实践方面，叶舒宪提出从思维、身体、生态三个角度去透视文学或文化现象的重要思想。叶舒宪提出思维、身体、生态作为观察和理解文学的批评视角，对于重新阐释文学和人类学的本原性意义以及它们之间的关联性具有非常重要的学术价值。他常常在有意或无意间触及文学或文化的本原性问题，这是叶舒宪能深入到文学或文化内部的主要原因，从而使他自如地解释很多重大的文学或文化现象。此外，他对“生与死”、“性与死”、“爱与死”主题的探究也在相当程度上“解释”了“性爱”主题的源流，这对于重新理解生死、性爱等文学永恒主题极具启示意义。随着他对女性主义、后殖民主义等理论的借鉴，他在性别象征文化上的探究又发展为对“性别诗学”的思考。从叶舒宪的批评实践来看，批判自我中心主义、整合人类文学经验是其批评的主要目标。 在看到叶舒宪在文学人类学研究上所取得的重要拓展和贡献的同时，也应注意到他在文学人类学理论探究上的不足、方法论思考上的疏漏、批评实践上的欠缺等问题。但瑕不掩瑜。他倡导的文学人类学研究已经产生了广泛的学术影响。他在文学人类学上所做出的有益探索，不仅对于建构文学人类学的理论及方法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而且对于从事文学人类学批评实践具有深刻的启迪。这是我们不应忽视和低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