戏剧作为人类最古老的艺术家族中的一员，同样也是人类文明中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随着翻译研究的不断深入，人们开始从不同的角度探讨翻译理论和翻译策略，并与多种学科相结合，如语言学、哲学、美学、社会学、信息论等等。然而，作为文学翻译的独特领域，戏剧翻译研究却相对滞后。究其原因，戏剧文本和戏剧演出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无疑为戏剧翻译制造了困难。所幸的是，布拉格语言学派20世纪30年代将符号学理论引入戏剧翻译的领域，这大大的拓展了戏剧翻译研究的新视野。　　戏剧符号学翻译理论认为戏剧翻译是一个符号阐释的过程，是一个编码解码的过程，这个过程并非任意的，而是受到多重因素的影响，包括译者，观众，社会文化环境等等;同时这个编码解码的过程是以戏剧动态可表演性为指导原则的，这一原则又可具体细化为三个要求，即可表演性，口语性和动作性。　　本文通过从符号学视角出发，分别从微观和宏观分析了英若诚译作《家》和《上帝的宠儿》译文如何实现动态可表演性及其翻译过程的影响因素。研究结果表明:(1)在微观上，戏剧言语符号和非言语符号的翻译通过不同的翻译策略和方法实现戏剧动态可表演性，并相应呈现了不同的特征;戏剧言语符号的翻译以口语性和动作性为指导，采取了口语化，简洁化，动作化和个性化等翻译方法;戏剧非言语符号的翻译则以直接服务于舞台表演为目的，其中音乐符号、舞台布景和文化负载词的翻译，亦呈现出不同于寻常文学作品的翻译方法。(2)在宏观上，英若诚的特殊家庭背景，所处时代特征，教育背景以及其担任中国前文化部副部长等人生经历极大地影响了译者的戏剧翻译策略及翻译质量;同时，戏剧剧本的直接读者（演员，导演等）和间接读者（现场观众）也影响了戏剧翻译策略，舞台背景及动作指示语等翻译趋于简洁且通俗易懂，而戏剧对白的翻译则要复杂的多;另外，两部译作均译于中国改革开放之初，这一特殊的时代背景影响了译者的翻译动机和翻译策略。　　综上所述，英若诚的戏剧译本确实以动态可表演性为指导，并实现了可表演性，加之多重因素助力，成就了成功的译作;另一方面也佐证了符号学适用于戏剧翻译的研究，并能从多重角度实现对剧本动态可表演性的分析，一方面可以指导戏剧翻译，另一方也可作为戏剧译本批评与赏析的衡量标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