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贺和兰波是诗歌史上两颗璀璨的流星。尽管两位诗人来自不同的文化、不同的时代,他们却具有相似的奇特写作风格。他们诗歌中奇诡的意象、激荡起各种感官的修辞以及具有象征主义特色的观点共同构成了这种奇特的风格。因此,为了找到隐藏在无意识中的灵魂和精神内涵,两位诗人开启了探寻内心的旅程。在第一章中,笔者将研究两位诗人的奇诡意象。兰波常在诗句中描绘邪恶的、可怕的意象。因此,魏尔伦将之称为“受诅咒的诗人”。而李贺也同样运用病态的、不幸的意象来表达自我。通过这些奇诡的意象,两位受诅咒的诗人表达了他们的反抗精神。在痛苦的意象中,读者能够感受到诗人笔下现实的残酷性。在恐怖的意象中,诗人毫不留情地批评了宗教或者最高统治者禁锢思想的做法。在这类意象的选取上,两位诗人存在着些许差异。李贺喜欢写鬼,而兰波则更喜欢写有关地狱的意象。这些奇诡的意象经常被视为一种亵渎神灵的语言。它们是奇特风格的重要组成部分,像一个个分散在诗句各处的要点。在第二章中,两位诗人大量运用通感、讽喻和反讽这样的修辞艺术。在他们的笔下,通感成为了连接现实与梦想的桥梁。诗人因此成为了通灵者。在通感的帮助下,诗人在克服重重困难的同时解读了隐藏在灵魂深处的秘密。这体现了他们的奇特风格。于是,如同普罗米修斯这位“盗火者”一样,两位诗人揭示了藏于内心的思想之光。讽喻和反讽的运用让人感到生活就是一场人人都在上演的滑稽剧。随着诗文的展开,讽刺的意味逐渐深化。笔者研究的这些修辞艺术同样体现了两位诗人的反抗精神。同李贺相比,兰波在运用修辞艺术的时候更加大胆。在其诗句中,兰波敢于通过修辞揭露现实的苦难。而李贺则更为谨慎,他通常运用典故或者神话来表达现实的悲惨。作为连接各个意象的工具,修辞艺术在两位诗人的奇特写作风格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在第三章中,笔者将李贺称为具有中国特色的象征主义诗人。而兰波则是象征主义诗人的杰出代表;在他们的诗句中,两位诗人从未停止探寻的步伐,也从未放弃逃避的想法。他们在身体上和精神上的逃避构成了“履风”特色。在“写死”方面,两位既痛苦又绝望的诗人持着一种主动与被动共存的观点。之所以主动,是因为他们有强烈的探寻欲望,哪怕结果不可触及也坚持不懈。之所以被动,是因为他们自己也不相信能在探寻中得到结果,而且这种探寻往往变成了一种逃避。笔者认为,他们对人生似乎持有悲观的态度。从相对哲学的观点来看,游走别处和改变生活——即一种改变的观念,深深地影响了两位诗人。他们认为现实世界需要彻头彻尾的改变,否则,他们探寻的任务将永无达成的可能。他们觉得文学是唯一的救星,通过语言的革新能改变一切。因而,兰波希望通过“客观诗歌”、李贺希望通过“笔补造化”来实现这样目标。但是,他们高估了文学的能力。也正是因为这样,兰波最终放弃了文学。总之,在这一部分中,反抗的意愿同样被揭示了出来。诗中大胆的象征主义特色体现了李贺和兰波的奇特写作风格并且同奇诡的意象和充满魔力的修辞一道编织出一个整体的诗歌内涵。简而言之,李贺和兰波诗中的痛苦和恐怖的意象、修辞艺术的魔力以及象征主义特点(叛逆的文学态度、“写死”的方式、语言的革新)共同构成了他们奇特的风格。这种风格体现了他们反抗的精神和不羁的灵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