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法修正案（十一）》增设高空抛物罪具有一定的价值考量,一是积极刑法观引导下贯彻法益保护主义的需要,展现出刑法对社会发展变化的强有力回应,规范人们的行为,保护人们“头顶上的安全”;二是完善刑法分则罪名体系的需要,将高空抛物罪规定于妨害社会管理秩序罪一章,摆脱以往对高空抛物行为采取的依附式的立法方式,将其从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中脱离出来,进而填补对于法益侵害较轻的高空抛物行为且无刑法予以惩治的空白,实现刑法规制高空抛物行为的规范目的;三是纠正既往刑事司法偏误的需要,司法实践中长期存在将高空抛物认定为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的现象,而通过设置轻罪的方式有利于防止司法机关轻罪重判,匡正司法实务长期以来在处理高空抛物案件上的偏误。然而,在《刑法修正案（十一）》正式实施以来,由于高空抛物罪法条本身罪状表述过于抽象,因而司法实践在适用时存在一些问题。本文采取案例数据分析图的形式,通过对相关定罪案例的归纳整理得出如下问题:一是“高空抛物”入刑后的溯及力问题如何展开;二是司法实践中对该罪的保护法益未予以明确,仍存在将其认定为对“公共安全”法益的侵害;三是对构成要件要素的规制不明确,对“高空”的界定,“抛掷物”的范围确定等缺乏令人信服的说理;四是在裁判说理部分对该罪“情节严重”的表述极具模糊性,使得追诉标准缺失。本文认为,对高空抛物罪的司法适用关键在于从刑法教义学的角度进行展开。首先于溯及力问题上应肯定高空抛物罪是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依法妥善审理高空抛物、坠物案件的意见》所采取的对高空抛物行为司法上犯罪化的立法纠正;其次,应对法益侵害内涵予以清晰化,将抽象的社会法益转化为具体的个人法益,明确为国民公共生活空间的安定性;再次,应在构成要件符合性的判断上采取实质标准予以明确;最后,关于“情节严重”的认定应站在具体危险犯的角度,结合行为场景、所抛之物、坠落地点、抛物时间、抛掷次数等进行综合判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