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法保护是早期我国个人信息保护的主要保护方式,后来私法也越来越重视对个人信息的立法保护,个人信息成为人们日益重视的重要资源。互联网技术、大数据运用的发展使个人信息的收集、流转次数更加频繁,有关个人信息侵权的案件呈现出数量多、内容复杂、维权难的现象。应时代发展要求,《民法典》人格权编开创先河,个人信息保护的民事基本法律制度应运而生。此制度不仅能够回应现今社会发展遇到的问题,而且有利于加强个人信息保护制度的统一性,有利于促进信息社会健康有序发展,有利于加大保障个人信息安全的力度,有利于我国个人信息保护法律体系更加完善。我国个人信息保护立法迎来了新的曙光,个人信息保护法律体系的完善指日可待。个人信息保护制度一直是我国学术界予以重点探讨的内容,但目前仍有相关问题在理论界存在不同的见解。本文是在《民法典》颁布实施的大环境下,以人格权编为视角,通过对法律条文进行列举分析,运用文义解释以及体系解释等方法对其进行研究。首先,明确对个人信息的界定应采取识别型学说。关联型学说和隐私型学说无法划清个人信息概念的边界,识别型学说可以充分发挥个人信息的法律特征从而识别到特定自然人。其次,关于个人信息保护的法律定位应为一种“法益”而不是“权利”,并从立法宗旨的角度佐证其法律属性为人格权客体。立法者欲为个人信息保护立法预留立法空间,以谨慎的态度并未在立法中加“权”字,推测立法者更加倾向于法益保护。其人格属性位阶高于财产属性所带来的价值,商业价值的体现恰恰是强调人身重要性的一种结果,个人信息保护的价值取向说明其属于人格权客体。最后,对于人身依附程度高,对人格影响程度大的信息,保护模式可以侧重于其人格权益的保护。而对于人身依附程度弱,具有高度财产价值的信息,保护模式应当兼具其人格利益保护和财产利益保护。人格权编视野下,应以问题意识对个人信息保护制度进行完善研究。第一,有关个人信息保护的制度条款并不集中,而是分散在基本法、部门法、行政法规及其他法律规范中,存在没有专门统一法律进行保护的现实问题。故应加快个人信息保护单行立法,并与人格权编中个人信息保护制度做好衔接,明确个人信息权以增强法律法规的可操作性。第二,通过借鉴域外法进行比较分析可知,对个人信息的种类进行划分从而确立不同的保护方式,有利于强化执法重心及节约司法资源,故细化个人信息类型做到有的放矢进行保护对我国有巨大的现实意义。第三,制度中原则的滞后将无法指导现实中遇到种种新问题时所应采取的具体对策,完善个人信息保护的原则有利于强化其对具体规则的指导。第四,信息处理者的具体义务规定关系信息主体权益保障的程度,完善个人信息处理者的义务规定有利于个人信息保护制度更加成熟。本文四个部分分别对理论基础、法律属性、存在问题、解决对策展开进行探讨,旨在使得我国个人信息保护制度更加完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