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型城镇化的核心在于实现人的城镇化,而人的城镇化关键在于促进农民市民化。在经济新常态下,农民市民化是当前推进四化同步发展的本质要求,亦是保持经济可持续发展的重要生长点,因此促进农民市民化进程具有重要意义。浙江作为中国东部发达省份,其城镇化水平一直处于全国领先水平,这其中大量本省及外来农民工群体发挥了重要作用。然而,随着发展环境的变化,农民市民化也遇到许多瓶颈因素,存在不少新问题,亟待深入研究予以破解。本文首先对改革开放以来浙江农民流动的发展历程进行梳理,将其划分为不稳定、有序和公平流动三个阶段。并对当前环境下农民市民化在推进新型城镇化、缩小城乡收入差距、推动农业现代化、促进社会转型等方面具有的重要意义进行总结概括。其次,对浙江农民市民化的现状和区域差异作了分析,由数据统计发现,11个地级市农民市民化水平及增速各有差异,市民化水平占城镇化率比重逐渐下降,按农民市民化水平高低将11个地级市划分为四个阶梯。再次,在此基础上本文分析了影响农民市民化水平的人口流动、人口就业、人口融入和人口幸福四大因素,以此创建了包含16项变量的影响农民市民化水平的指标体系,构建了浙江全省以及四个阶梯城市的农民市民化函数。通过搜集2005～2013年全省11个地级市农民市民化的相关面板数据,运用面板模型分析了诸因素对浙江省及四个阶梯城市农民市民化水平的影响情况。实证结果还表明,人口流动率变量对农民市民化水平具有负向影响,而人均储蓄额变量则无显著影响；农村非农就业比重、培训投入度、收入水平和社会保障率四个变量对农民市民化水平具有一致影响,而并不因区域不同而变动正负相关性。其中,农村非农就业比重、培训投入度和社会保障率的提高有利于促进农民市民化进程。收入水平则呈现出负向关系；农村外出劳动力人数、城镇通达性、城乡差异度、全社会就业人员数、农业现代化程度和农民融入度六个变量对农民市民化水平的影响在不同阶梯城市而呈现出不同的正负性；生活满意度、城市吸引力、城市居住成本、人均GDP四个变量只对第四阶梯城市农民市民化水平具有显著影响。根据以上研究结果,本文从提高农民流动、就业、融入和幸福水平四个方面出发,提出要推进户籍制度改革,加快农地流转制度建设,推动农业产业化和非农产业发展,完善就业制度及针对劳动力进行培训,加快建设城镇基础设施,推动住房制度改革,增加农民经济收入,以及提高农民保障水平等八条对策建议,以期进一步推动浙江农民市民化进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