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经》是中国最早的文学文本,其存在及被研究的历时性之长,赋予了它在文学、政治、文化层面非同寻常的意义。几千年来,读书人对《诗经》的不懈传习,已经形成了《诗经》与儒家思想不可分割的关系,《诗经》中包含了多方面的儒家思想的原初因素,是后世儒家思想发源的渊薮之一。本文试图以《诗经》中的士群体作为考察对象,通过勾勒不同历史背景下士的生存样态,深切触摸原初之士的精神血脉,探寻《诗经》时代士群体与后世之士在精神风范方面一脉相承的连接点,从而确证后世的士人精神应该是导源于《诗经》的。全文共分三个部分。第一章主要是对《诗经》中的士身份进行界定,旨在明确论题所考察的对象范围,并且对以“士”这一称谓指称本文考察对象的合理性进行论证。文中首先梳理了学界有关士的研究方面的基本共识,然后通过“士”在周代的所指以及《诗经》中对“士”字的具体运用,归纳出“士”的狭义和广义两种内涵并对本文取其广义而用的原因做出说明,据此,列出进入本文考察范围的大致篇目。第二章结合《诗经》具体文本,对正风正雅时期、变风变雅时期士群体的生存样态做出历时性的考察。在文本细读中,可以见出士群体的生存样态随社会背景的变迁呈现出从守职到守道的演变轨迹。周朝克商得天下初期,周公制礼作乐,欲以礼乐文明教化天下万民,实现理想中的和平政治。在这样一个相对和平稳定的历史阶段,从政治制度的建立实施、政治格局的形成发展到礼乐教化的推广普及,都有赖于颇具诗书礼乐修养的士群体的参与。可以说,周初这一历史时期为士提供了参与治理社会事务的客观条件,因而,士在自身职位上体现了相应的价值,他们在朝者勤政爱民、夙兴夜寐,出使者不辱使命、宣扬教化,充分体现出其“堪任于事”的精神本质。幽厉政乱,王道缺失,礼崩乐坏,“礼乐征伐自诸侯出”的频率日益增多,社会乱局直接导致士之失职、失位,当士禄位不保之际,其勤于王事、关心民生的具体行为就失去了依托,然而,他们没有随波逐流,而是毅然地承担起挽救危亡的重任,于乱局中奔走呼告,坚守道义,力图解救宗国于既倾。无论是治世之守职,还是乱世之守道,士身上一以贯之的是对家国天下的承当精神和对礼乐文化的传承意识,只是在治乱两境中的表现方式不同而已。然而,在王纲失序的乱局中,士群体虽然能做到见危知命,但是仅以一己道德与无序现实相抗衡,无疑是苍白无力的,因此他们亟需找寻到理念层面的强大支撑。第三章对《诗经》中萌动的士的精神内涵与文化品质做出理论层面的概括总结,包括无畏的承当精神、自觉的文化传承意识以及对于文学的确认三个方面。并指出了在士的精神内涵和文化品质从《诗经》时代的感性存在过渡到后世的理性存在这一过程中,孔子所体现出的至关重要的意义。自孔子以《诗经》作为教学内容起,经汉代“五经”博士的设立,以后历代读书人习诗、用诗成为文化传承的一种固定方式,《诗经》中士的精神就以形象、感性的方式潜移默化地移植进中国士人的灵魂,或隐或显地影响了中国几千年历史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