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战争爆发后,由于国民党政府的消极抵抗政策,致使大片国土沦丧。1938年10月,继北平、上海陷落后,广州、武汉也相继失守,聚集在以上地区的大批文化人选择政治环境相对宽松、地理条件相对便利的桂林作为栖身之所,桂林“文化城”也由此形成。这一时期云集在文化城的文人有一千多名,他们为文化城文化事业的发展繁荣贡献了自己的全部心血。在他们的努力下,桂林从1938年10月武汉沦陷起,至1944年9月湘桂大撤退止,前后六年的时间里,书店和出版发行事业以及文化团体全面发展。值得注意的是,这一时期文化城期刊杂志的出版情况。与抗战前期“只有屈指可数的几家报刊”不同的是,此时的期刊种类繁多、丰富。文学期刊尤其更显突出。据相关史料记载,这一时期在桂林创刊和出版的文学期刊有《抗战文艺》(桂刊)、《黎明》、《前线》、《野草》、《文艺生活》、《文艺杂志》、《大千》、《当代文艺》等20余种。在以上20余种期刊中,《野草》尤为引起笔者的关注,她是“中国抗战期间出版期数最多、发行量最大”的文学月刊,她的五位编辑,夏衍、聂绀弩、宋云彬、孟超、秦似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重要的杂文流派“野草派”的代表作家。基于以上两点,《野草》理应进入学术界的研究视野,但是目前的研究多是分散的,并没有形成系统。而且最主要的是,对《野草》这份刊物的定位是值得商榷的。大多数的文学史教程以及相关的研究文章在提及《野草》时,多是将其定位为“杂文刊物”。笔者通过研究《野草》这份期刊并做了数据统计和分析之后发现:在这份杂志中,散文小品所占的比重远远超出了杂文文本,特别是在《野草》第四卷的六期中,散文小品比杂文多出3倍。笔者也因此对这份刊物做出了重新定位:杂文与散文小品并重的《野草》期刊。对这两部分文本的解读将是本文的重点。此外,《野草》期刊中的漫画与木刻作品也因其“直面社会”、“直面人生”的锋芒姿态而显得尤为突出,所以笔者也将其纳入分析解读的视野。论文试图通过对《野草》中的散文小品和杂文文本的重点解读以及对漫画、木刻作品的分析评价,力求把这份刊物的完整面貌呈现出来,从而为其进行重新定位:杂文与散文小品并重的《野草》期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