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违约金的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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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于公平的考量,《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114条确立了违约金调整规则,《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对该规则进行了解释细化。但司法实践中,关于违约金调整规则的适用对象、违约金过高的举证义务分配尚存在争议,违约金数额调整尺度更是标准不一。本文立足于相关裁判文书,思考违约金调整规则在司法适用中存在的问题,以期为该规则的适用提供些许参考。本文除去引言共分为三部分,主要内容如下:第一部分探讨违约金调整规则的适用对象问题。《合同法》第114条明确规定仅在当事人请求调整违约金时,裁判机关方才可以对违约金进行调整。理论界对此亦无争议。但抽象条文适用于个案会面临具体问题,包括事前约定放弃违约金调整请求权、事后约定违约金数额的当事人能否再请求调整违约金,裁判机关在当事人因客观原因未能申请调整违约金且违约金数额与损失数额显著失衡时可否例外主动调整违约金等。对于这些特殊情形,裁判机关是否能够主动适用违约金调整规则?就当事人事前放弃违约金调整请求权的情形,基于对违约金调整规则的目的解释,仍应当允许当事人向裁判机关申请调减违约金,由裁判机关比较损失数额与违约金金额进而作出裁判。倘若当事人在一方违约之后约定了违约金数额,则应受自己真实意思表示的约束,不应再对事后约定的违约金数额进行调整。当事人未请求调整违约金数额时,裁判机关原则上不可主动调整违约金数额,但在当事人无过错地未参与庭审程序且违约金数额显著异常地高于损失数额之极端情形时,裁判机关应可例外地适用违约金调整规则对违约金予以调整。第二部分探讨违约金过高的举证责任分配问题。守约方可以通过举证证明己方遭受损失的数额而请求调高违约金,但是要求违约方证明对方遭受的损失数额从而证明违约金过分高于损失数额,则存在举证能力不足的事实障碍。通过梳理司法现状,发现实践中存在对立型、折中型、不涉及举证型等多种处理方法。对此,可以考量当事人的举证能力和违约造成的损失类型来分配举证义务。由违约方对守约方的可得利益损失承担举证义务,由守约方对自己因违约方违约而向第三人进行赔偿这一损失承担举证义务,可由裁判机关依据客观标准认定资金占用损失等损失数额。第三部分探讨违约金数额的调整标准问题。通过梳理相关案例,可以看出当前司法实践对裁判标准的把握相当不统一,有损司法权威和判决的公正性。违约金的调整应当以实际损失及预期利益损失为基础,而非仅仅将预期利益损失作为兼顾因素;不以“超过损失的30%”为绝对的判断标准,应当根据个案作出符合具体案情的认定,对高风险高投入的交易可适当放宽标准;考虑违约方的主观过错程度加以不同的调整幅度,进行不同幅度的调整;多角度地考虑合同履行情况,可以考虑已履行义务的类型、量的多少及其对守约方的意义,而进行不同程度的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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