节庆是我国城乡转型发展过程中值得重点关注的文化空间现象,其对城乡经济社会以及城乡空间具有重要的塑造和重构作用。在消费文化的影响下,节庆的经济元素被挖掘、社会效应被放大,由西方传入的音乐节作为文化消费的新形式更是引起一种热潮。在这一背景下,企业型政府将音乐节纳入地方经济、文化、旅游发展的政策框架中,意图发挥其地方营销作用,带动城乡经济和社会的发展。鉴于此,本文以音乐节空间的性质、特征和建构机制,音乐节与城乡之间的关系以及音乐节空间性质对此造成的影响为核心议题,剖析音乐节的空间性和地方性,以此形成对音乐节这一文化、社会、空间现象的深刻认知,进而引导节庆和城乡的健康发展。文章以阈限空间作为研究视角,选取太湖迷笛音乐节这一由西方传入我国并进一步被政府引入地方的节庆作为研究案例,对音乐节阈限空间的特征、建构机制和地方性进行层层深入解析。在对阈限理论进行分析的基础上,文章将空间的“去结构”和“共情体验”作为音乐节阈限空间界定的依据,并进一步采用“剖解-归整”的思路将音乐节阈限空间分维度解析后,进行归类合并,提炼空间特质。进一步地,基于不同主体的实践对音乐节阈限空间建构的机制进行分析,进而考察这些不同主体视角下音乐节的地方性和作为地方营销策略的效应,最后从阈限空间的角度对音乐节地方性塑造和作为地方营销策略进行反思,并思考音乐节在地化可能的尝试和方向,以此对我国以节庆和大事件为发展手段的城乡提出警醒和启示。研究发现,音乐节阈限空间可剖解为物质空间、社会交往空间、表演空间、文化空间、精神空间五个维度,其中物质空间、社会交往和表演空间、文化和精神空间存在着支撑、升华、激活的两两关联,从而使音乐节空间成为真实化-理想化-虚拟化的辩证统一体。乐迷、主办方、地方政府是音乐节阈限空间建构的主体,其中乐迷网络、主办方的空间话语权以及政府的不干涉和外围支持是音乐节阈限空间稳定存在的保障,而这三大主体中,政府是推动音乐节在地化的主导力量,主办方对此持矛盾态度,乐迷和另一重要主体——本地居民作为地方营销的目标群体和地方性的组成部分则未对音乐节的地方性产生积极的反馈,由此可以得知:音乐节地方性的塑造以及作为地方营销策略没有取得显著成效。而这与音乐节阈限空间的性质存在直接关联——空间的阈限性致使音乐节存在与在地化相悖之处,政府和主办方不恰当的实践又加剧了这一结果,但仍可以从细微策略入手,将强化空间背后政府、主办方、居民、观众之间的社会关系和文化认同以及促成新社会关系的生成作为尝试和努力的方向。七都镇引入迷笛音乐节的案例对我国以节庆和大事件为发展手段的城乡提出了警示,包括寻求节庆空间与城乡空间的契合点、明确不同主体的利益诉求、推进地方营销主体多元化、谋划短期节庆带动城乡长期全面发展以及提升城乡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水平等。本文的章节安排如下:第一章,绪论。阐述了文章的研究背景、研究问题和研究意义。第二章,研究综述。对文章中的重要概念进行了界定,对相关研究文献进行了阐述。第三章,研究案例和方法。对文章研究案例的选取、采用的研究方法进行了介绍。第四章,音乐节阈限空间的界定和维度。对音乐节阈限空间的界定、五个维度、特征进行了详细论述。第五章,音乐节阈限空间建构的机制。分别阐述了乐迷、主办方、地方政府的相关实践及其对音乐节阈限空间的建构作用。第六章,音乐节作为阈限空间的地方性与地方营销。紧接第五章节,解析了地方政府、主办方在音乐节在地化和地方营销中的态度和具体实践以及本地居民和乐迷的认知和想法。总结了音乐节地方性塑造和地方营销的效果,形成反思并探讨对策,最终对城乡发展提出警示意见。第七章,结论与讨论。总结文章的研究结论、创新点与不足以及进一步研究的方向。本文正文共约42000字,图表13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