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群书治要》是唐贞观初年由魏徵等奉敕编纂的一部治国理政宝典。此书摘录了六十六种唐前经典,其中包括经部十二种,子部四十八种,史部六种,全书汇编为五十卷。然而由于文献保存技术落后、印刷术不发达、战争频发以及此书的流传范围过窄等原因,南宋以后,《群书治要》在中国失传。所幸的是该书由日本遣唐使带至日本,随后引起了日本皇室的关注,并在流传的过程中出现了多个版本,后于清嘉庆初年重返中国。《群书治要》是一部佚存书,其自身具有重要的文献价值,而且《治要》摘录的多部唐前善册至今已完全佚失,这使其兼具了文献考据的价值。同时,《治要》中蕴含的思想还具有历久弥新的“体”“用”价值。因此,以其为蓝本研究中国传统思想大有裨益。此外,《治要》摘录的内容以德治为主题,以儒家思想为总纲,其中关于治国理政的论证均围绕“为政以德”展开。所以,研究《群书治要》的“为政以德”思想一方面契合《治要》“以儒为纲”“经史互参”以及“广博而切要”等编纂特点,另一方面还能挖掘“为政以德”的历史价值及现实意义。子曰:“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论语·为政》）“为政以德”四字最早现于《论语》的为政篇,它不仅体现了孔子的政治追求,而且是《群书治要》表达的中心思想。关于“为政以德”,古今学者都曾探究过其本质与内涵,基本形成了“无为”与“德治”两种界定。本文在此基础上,通过考察“政”与“德”原始的字形字义、追溯《群书治要·论语》的注解出处以及结合《群书治要》的整体思想,对“为政以德”进行了重释,说明了“无为”是“德治”的结果,而“德治”是“无为”的内容。这不仅使二者并立为“为政以德”的双重内涵,同时也开启了“为政以德”形而上与形而下的双向通道。从本体的层面而言,“为政以德”合于“道”之“善”。这可从分析“德”与“道”“政”与“道”的关系进行论证。从而说明“政”只有与“德”结合,才能具有本体的“善”性质。然而,“善”不能仅驻足于形而上的虚空领域,还需归“善”入“好”,确保“为政以德”的现实价值。从价值的层面而言,“为政以德”合于“器”之“好”,亦可从“德”与“器”“政”与“器”的关系展开分析。说明了“善”是“为政以德”具有“好”性质的前提,这种“归善入好”的“德福”论证,终使“为政以德”具备了本体与价值领域的双重应然性。“善”与“好”的本质虽架构了“为政以德”的应然性,但在现实世界中,不乏存在一些既“善”又“好”的事物如镜中花、水中月般被人们敬而远之,因此,需要进一步论证“为政以德”的理论逻辑,从而确保其实然性。关于“为政以德”的逻辑可从理想构思、历史验证以及哲学反思三方面进行递进式论述。在理想构思方面,“圣王一体”的理念确保了政治与道德的结合。“内圣外王、选贤与能”与“外王内圣、尊礼守德”的构思为为政的君臣提供了理想的制度安排。在历史验证方面,“德不配位,必有灾殃”及“举枉错诸直,国乱之本”对应君与臣的角色验证了政、德分离的严重后果。而且,根据史学界诸位学者基于历史进步论的视角对“政”与“德”关系的认定,说明“天命靡常,以德配天”的结论是从客观的经验维度演绎而来的历史验证,这使“为政以德”的理念经过了历史的检验,具备实然性。在哲学反思方面,论证的视角以逻辑为纲,将“钦崇天道,永保天命”“皇天无亲,惟德是辅”“德惟善政,由天至民”的三个阶段界定为人类认识的不同发展阶段,使“为政以德”成为了符合人类认识规律的必然结果。因此,经过理想的制度构思、历史的经验验证及哲学的深刻透视,“为政以德”的逻辑具备了实然性。“善”“好”与“真”确保了“为政以德”的应然性与实然性,然而如果缺失实践的可行性,“为政以德”只能作为既“善”又“好”且真实存在的事物令为政者心驰神往,望而不可得。在哲学思维的不断推进下,“为政以德”的实践旨归由超验的“天”转换为了现实的“人”,这种由抽象到具体的认知模式,使“为政以德”在经验世界中找到了依据。同时,以“人”为旨归的现实转化,亦开辟了“为政以德”在微观层面的具体实践路径。而且,政治的本质属性也表明其存在是为了促进成员更好地生活。所以“为政以德”的实践可行性均围绕“仁政”,即“以民为本”展开。根据人的需求层次,“以民为本”的具体内容可从“民”的基本需求、物质需要及精神需要三方面进行递进式满足,相应地,为政者可从“养民之法”“富民之策”与“教民之方”三个层面进行实践。“一切众生,欣生恶死”,所以生与死是“民”的基本需求。关于“养民之法”,为政者可从“慎战贵生”“刑期于无刑”的内外安全环境及“重农固本”的食物供给方面顺应人“避死求生”的人性。“仓廪实知礼节”,富民是养民与教民的中间环节。关于“富民之策”,“崇俭戒奢,俭以养德”的消费理念体现了为政者“不与民争利”及“克己”的品格;“轻徭薄赋,使民以义”较“崇俭戒奢”而言,践履的主体直指为政者,而且其因兼具文明、合理、合情的元素,故而成为了为政者行之有效的富民措施;“补民不足,汔可小康”是“轻徭薄赋”基础上的二次分配,可以有效发挥促民生、补短板的作用,是为政者富民的必然选择。“人君之治,莫大于道,莫盛于德,莫美于教”,道德而自由的需求是人类需求的最高阶段。关于“教民之方”,“以德化人,明德惟馨”明确了道德是人类所特有的崇高属性,而道德教化是通过道德规范唤醒人们的道德能力的有效方法。“敦伦尽分,家国同构”擘画了以“孝”为核心,投射至君臣、夫妇、兄弟、朋友的“五伦”内容。家庭教育、学校教育、社会教育、宗教教育等展示了“形式多样,薰修始终”的教育方式。经过“养民”“富民”“教民”的充实与指引,“为政以德”具备了实践的可行性。基于《群书治要》的文献材料,本文从应然性、实然性、可行性层面对“为政以德”思想进行研究,阐释了“为政以德”思想的哲学概貌。同时,全面认识“为政以德”的本质、深刻了解“为政以德”的逻辑、切实把握“为政以德”的实践也能为当代政治建设提供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