侦查权在刑事诉讼中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但侦查权也具有一般权力的扩张性、易腐性、破坏性等特性,有着侵害公民合法权益的极大可能。侦查权在一个社会中的实际运作状态,在相当程度上标志着这个社会法治文明的发展水平。倡导法治就必须加强对侦查权的监督,我国目前侦查权运作的非理性也使得加强侦查权监督具有现实必要性。侦查权性质的界定是侦查权监督制度研究的逻辑起点。通过比较行政权与司法权,本文界定侦查权为行政权。综观西方各主要法治国家,在刑事诉讼的整体构造中大体上都体现了“以司法裁判为中心”的理念,强调法官对侦查程序的介入,以司法权制约侦查权,防止运作过程中可能出现的偏差和失误。而且,通过权利对权力的制约,强化被追诉方的防御力量对侦查权进行的良性、有效制约。当前,我国侦查监督机制是一种以检察机关监督为主、公安机关内部监督为辅的侦查权控制模式。这一监督模式貌似合理,其实存在着极大的缺陷:首先,检察监督权对侦查权的外部制约有所偏颇,中立性不够,制约乏力;其次,缺少一个中立的裁判者;其三,辩方对侦查权外部制约的手段有限,力量十分弱小;其四,犯罪嫌疑人在其合法权益受损时缺乏有效的救济渠道。本文对完善我国侦查监督机制提出了一些具体构想。首先,建立以法院为裁判机构的司法审查制度;其次,确立检察引导侦查的监督机制;其三,加强对侦查行为的社会监督;其四,进一步完善公安机关对侦查行为的内部监督机制。我们相信,只有这样,我们走向法治才不会遥遥无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