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以魏晋时期家庭伦常的新变及其对文学的影响为研究中心,分为五个部分。绪论部分简要论述中国“伦理型文化”中家庭伦常与文学紧密联系,引出主题,梳理魏晋家庭伦常与文学的研究现状,为进一步研究奠定基础,找准方向,并对研究思路作简要说明。第一章论汉晋时期父子关系、忠孝伦常的新变及其对文学的影响。汉晋时期基本延续了“以孝治天下”的政策,社会上孝行成风,但其父子关系却有本质不同。汉代的父亲以其高度道德自觉,将其维护社会教化的责任感带入家庭,以社会角色代替了家庭中的父亲角色,父子关系中“礼”重于“情”；魏晋时的父亲们重又回归家庭,他们疏离社会道德,以亲亲之爱对待儿子,父子关系中“情”重于“礼”。汉代人行孝谨守礼节,施行久丧厚葬以博孝名,最终不免陷于虚妄伪诈；魏晋之“孝”由重礼转向重情,以孝养代替厚葬,终于走出汉代“伪孝”的迷狂状态。自先秦始,“忠”与“孝”就纠缠在一起,西汉以前“忠孝两可”,人们各取其便；东汉“忠先于孝”,人们竭尽忠德；至魏晋形成“孝先于忠”。汉代的选官制度及党锢之祸的打击消解了士人对皇朝的忠心,使其由社会回归家庭；在动荡的时局中,士人完成了个体的自觉,发现了自己的深情。当剥离了社会道德,纯以真情审视父子关系时,出于自然的“亲亲”之情必然胜过社会附加的“尊尊”之义,遂有“孝先于忠”。魏晋父子关系的发展影响文学,促成颂祖文学在魏晋的繁荣、诫子文学内容由“国”到“家”的演进以及亲子文学的兴起。嵇绍为晋室死节,实际正是对嵇康思想的实践,不得谓“忠而不孝”。第二章讨论汉晋时期夫妇关系的发展及其与文学的互动。西汉“独尊儒术”以后,“三纲五常”逐渐建立,其对夫妇关系的限制也日益紧密,礼制、名节、孝道等皆凌驾在夫妇伦常之上,横亘夫妻之间,使汉代夫妇关系一派冰冷,少了生活气息；曹魏时期礼教松绑,世风荡佚,社会“惟色是崇”,女性沦为男性玩物,以色事人,色衰爱弛,夫妇之间并无甚真情可言；两晋时期妇风进一步开放,女性摆脱了礼教的束缚,在家庭、社会中取得了几与男子等齐的地位,对丈夫不再仰视,而要尽心维护自己在婚姻中的地位,遂有“妒风”之盛行；两晋男女婚姻自由,择婚以“才堪相配”为准,夫妇间相处平等融洽,妙趣横生,在平常生活中蕴含着深婉的两情相悦、儿女情长,虽无礼教限制,却仍有“守节”之贞。魏晋时期风教陵迟,妇德有阙,文学中掀起呼唤礼教的风潮,以图匡救时弊；随着夫妇关系中“情”的日益凸显,文学作品的情感也发生了转变,从汉代妻子之隐忍退让与丈夫之趾高气扬、曹魏时期妻子“色衰见弃”的忧患与丈夫喜新厌旧,转而为两晋时期夫妻之两情相悦,恩义笃定；魏晋婚姻的全新风貌使人惊异,其妒妇故事、夫妻情深成为志人小说的题材来源,又一起对后世小说、戏剧产生深远影响。潘岳之夫妇关系是魏晋时期的典型,受其“贵生顺时”、“越礼达情”玄学思想影响,潘岳夫妇关系疏离礼教,表现为纯粹的情性之爱,其悼亡诗文也因此呈现出独特的文学风貌,其作品气局狭小,关注一己之情,正体现着西晋的典型诗风,而其诗文中空间物象细微刻画、体物缘情的追求,又展现了诗歌艺术的新变,昭示了汉魏古诗向齐梁诗风发展的轨迹。第三章讨论兄弟关系与文学。人处险境时,方见兄弟急难；丧乱平后,“虽有兄弟,不如友生”。自先秦至魏晋,兄弟关系一直存在两种情感趋向,又各有其时代特色。先秦时期兄弟关系逐渐向社会伦理延伸、转化,家庭内的兄弟关系却逐渐疏远；汉初承秦之弊,兄弟争财,兄弟关系恶劣,在儒学教化影响下,兄弟关系变得亲近,却又受“尚名”风气鼓动,逐渐走向矫激与伪诈;魏晋时期,兄弟之间因为追求权势、财货等原因,仍有兄弟争斗的情况存在,但总体上呈现出一种和美氛围,兄弟出于真情,互相扶持,相亲相爱,成就乱世中的一道亮色。曹植与曹丕的兄弟之间也未必是“剑拔弩张”的紧张状态；“曹丕迫害曹植”的故事乃出于《魏略》之杜撰；而曹植文学的风格应分为建安时期、建安二十二年至黄初四年、黄初太和时期等三个阶段,前后两期风格相近,中间时期文学呈现萧瑟哀怨风格主要是因为家庭变故、亲朋逝去的打击与奸谗诬告带来的压力,不可全部归因于曹丕的有意迫害。第四章主要是对魏晋伦常相关问题的一些补充。魏晋时期母亲承担了家庭教育的主要责任,众多士人少失父训,赖母亲教育成才,这是非常突出的历史现象。究其原因,是魏晋时期官学衰落、男性教育的缺席、女性文化素养的提高等历史因素将女性推向前台,使其为家庭教育做出独特贡献,成就“母教”现象。以汉晋时期的文学反观伦常演进,可以发现,汉晋时期伦理的重心经历了由国到家再到人的转移；以“五伦”概念而言,则是由君臣到朋友再到家庭之内的父子等伦常的转换。关于“魏晋家庭伦常与文学”的研究才刚刚开始,还有很多工作可以做,就整个古代文学研究而言,更是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