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众所周知的历史和政治的原因，1949年以后，两岸三地曾经以上海为中心的一体化电影格局被打破，三地电影人从此开始了分道扬镳的电影路途，一直要到80年代末，中国电影的合流工作才算开始。在这期间，三地的政治、经济、文化经历了巨大的变动，电影的发展也在分裂与重组中开始了各自电影史的书写。经过半个多世纪的曲折发展，香港和台湾的电影在与世界电影的对话中，在不断完善的电影体制中，迅速完成了电影本土化的路程，其国际性、本土性、现代性的特点更加突显。港台电影以独立的姿态代表着迥异于内地电影风格的中国电影的另一面形象在国际影坛上亮相。很显然，历史的隔绝以及港台庞大的商业主流电影的遮蔽，使真正代表区域特色、挖掘出入文内涵的艺术影片并没有系统、全面地进入内地学者的研究视野，而艺术导演在特殊文化和商业语境下以“另类”的姿态所做的艺术探索更成为港台甚至世界电影史上一道耐人寻味的风景。 本文将港台“另类导演”的存在作为一种特殊的电影现象进行分析和梳理。全文共分三个部分，通过对“另类导演”的生存语境、艺术空间的分析，探讨他们的存在对电影发展的影响及启示。 第一部分港台“另类导演”的生存语境 特殊的历史和经济发展形成港台的主流商业文化格局，执著于艺术探索的导演却被定位为“另类”和“边缘”导演。本文所定义的“另类”显然不是指创作者一种有意为之的标新立异，而是在一种特殊的文化境遇中的一种颇为尴尬的身份定位。香港和台湾电影的主流是大众文化的产物，商业化使得艺术成为了受市场引导和受消费者引导的文化，创作者首先关心的是上座率、经济效益而不是艺术和审美价值。而文化产品的价值也依赖于它的交换价值而不是它的艺术价值。当商业主流电影沉迷于枕头、拳头、噱头、鬼头、赌头所谓的“五头”电影中时，一部分执著于艺术电影的导演却以高度的文化自觉、艺术自觉碰撞真实的社会存在，直面在其它电影中被掩盖、扭曲的真实，挖掘电影作为艺术的言说潜力。他们都不约而同地在打破传统电影形态的同时，建立起自己独特的电影景观。这些导演以其丰润而深刻的历史文化内涵、对电影语言的自觉革新、成熟独特的个人风格，在电影题材的开拓、电影表现手法的创新上获得前所未有的成就，而享誉国际影坛。本文选择了侯孝贤、杨德昌和王家卫进行香港、台湾“另类导演”的勾画和分析，是因为他们的艺术成就、地位以及另类姿态最具有代表性。在传统电影向现代电影的过渡，与主流商业电影的顽强对峙中，他们的艺术探索在80年代就已经取得不俗的成绩，90年代依然保持了旺盛的创作力。他们以屡屡获奖的影片在国际影坛上获得了两地电影代言人的身份，代表了两地艺术电影的最高水准。 第二部分 “另类导演”的艺术空间 “另类导演”这个称呼尽管是个能指和所指都界限模糊的概念，并不标示着他们 有统一的创作规则，但他们创作理念的确立、对本土文化下生命形态的呈现、对电影 本体语言的探索，以及人性生存的追问上却不约而同地显示出自觉追求的一致性。这 些特征呈现出他们作品的艺术品格和文化品格，也是他们所以为“另类”而区别于主 流电影的本质所在。 第三部分港台“另类导演”存在的意义及对电影发展的启示 “另类导演”的艺术探索绝不是电影发展的必然走向，但他们对电影形式潜力的 挖掘、对电影表现领域的开拓无疑扩展了主流商业电影的发展空间，丰富了中国电影 艺术的内涵，并为亚洲艺术电影格局的建立起了功不可没的作用。谈到“另类导演” 也无法回避他们的市场生存问题，从本质上来说，由制片人、明星效应和类型策略为 支撑的商业电影与由电影作者、精英意识和艺术探索为特点的艺术电影选择了不同的 观众群，而后者影片中淡化情节、疏于叙事以及冲破起、承、转、合的传统电影叙事 方式代之以分裂重组的结构语言，无疑对观众已有的观影经验是一个不小的挑战，“另 类导演”违背电影市场规律的运作方式，使其作品长期以来惨淡经营。 当面临WTO的挑战，中国电影在做着策略和心理上的准备时，港台“另类导演” 所走过的路，其艺术探索的经验，对民族艺术传统的吸收以及立足本土的创作实践， 甚至面临的市场生存的尴尬，都会或多或少地为我们提供可资借鉴的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