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中华民国约法》(即《约法》)是在袁世凯解散国会后制定的,并且被公布一年半后,袁世凯公开复辟,因此,学界多认为《约法》的制定,是为袁世凯复辟帝制铺平道路,其本质上是封建独裁性质的宪法性文件。其实,这种评价有失公允。资产阶级共和国原则是衡量宪法性质的重要标准,《约法》从整体上确立了作为资产阶级共和国原则重要组成部分的人民主权原则、代议制原则、基本权利原则、权力分立制衡原则等一系列原则。《约法》继承了《临时约法》对于人民权利的保障,否定了封建等级及特权制度,并且通过娴熟的立法技术,使得权利保障体系更为完善。《约法》所确立的总统制虽趋于保守,但不应视之为封建独裁,总统权仍然受到立法权与司法权的限制。当时内阁制下的国内形势危机重重,人们对此多有批评。《约法》确立的“超总统制”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更适合中国国情,是对“畸形内阁制”、“超议会制”过度弱化行政权的一种纠正,虽矫枉过正,但并不影响其资产阶级共和国的政体性质。同时,《约法》实施后,经济得到发展,社会趋于稳定,社会各方面均颇有成效,表明《约法》并没有成为社会发展的阻力。将清室优待条款列入《约法》,并非如人所诟病的那样,是拉拢清室遗老遗少的支持,是公然复辟的前兆,而是对清末民初南北政府之间政治契约的遵守,能有效地防止领土的内外部分裂及清帝的复辟,从侧面体现了对民国共和精神的维护。《约法》赋予总统增修案的提案权,是对立法权与行政权的平衡,防止立法院独揽修宪权。《约法》规定了约法会议作为特殊的增修机关,以区别普通法律的增修主体,从制宪技术看,约法会议相较于立法院更为合适。总之,从《约法》文本和当时的历史情况来看,《约法》仍不失为一部具有资产阶级共和国性质的宪法文件。学术研究应持客观、公正的态度,不能因人而论。客观评价《约法》,努力挖掘其中宝贵的制宪经验,是不应被忽略的重要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