肇始于1978年的以家庭联产承包经营责任制为核心的农村土地制度改革,被人们普遍认为是20世纪后期中国最成功的农村改革。这次历史性改革的主要成就在于赋予了农民生产自主权、收益索取权和土地处置权,由此带来生产效率的提高是改革开放初期农业保持高速增长的首要原因。然而,随着工业化、城镇化的深入推进,改革能量的逐步释放和消失,这种高度平均的制度安排与现代农业之间的矛盾日益突出,资源配置的低效性已经越来越无法适应以市场化、规模化、信息化为主的现代农业发展要求。如何实现适度规模经营就成为农业现代化进程中亟需解决的重要问题之一。在确保土地承包关系稳定并长久不变的前提下,允许农民以多种形式流转土地承包经营权,建立和发展土地流转市场,就成为可能的现实选择。事实上,经济转型以来,中国政府对农村土地承包使用权流转一直是鼓励和支持的。但大量的经验证据表明,土地流转的高潮并没有随着政策的推行而随之到来,土地流转率偏低,流转市场仍不活跃。旨在通过供求价格和数量调整来实现资源最优配置,构建完善的土地流转市场,在理论上看似无懈可击,却在实践中并没有出现?不管是国家法律法规还是地方实践操作,土地流转的形式为何又如此繁杂众多?现有研究大多沿着新古典经济学的分析框架进行,然而这样对于解释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的现实意义可能十分有限。因为,新古典经济学框架更多地注重市场均衡,而忽视了交易费用的存在。事实上,不论是实现何种交易的市场均衡都是需要成本的,如果忽视了这些成本的存在,就有可能出现对土地流转“成本—收益”衡量的不准确,进而造成结论的不准确,导致理论与实践的脱节。梳理现有的研究,从交易费用的视角来研究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目前还较为缺乏。尽管要准确把握交易费用的大小还较为困难,本文从农户微观主体这一视角出发,尝试构建了一个将交易费用、农户契约选择与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紧密结合起来的分析框架。并以此为核心,沿着交易费用经济学的主线,辅之以成渝经济区农户田野调查资料,测算农地流转交易费用；探讨资产专用性、不确定性对交易费用的影响；进而验证交易费用对农户不同的契约选择的影响,以期探寻科学合理的制度安排和治理结构设计,从而达到节省交易费用的目的。要实现既定的研究目标,本文设计了三个部分的研究内容。第一部分理论基础(第1—3章)。第1章对研究背景、意义、目标、内容、方法和技术路线进行了必要而简明的阐述；第2章从新古典经济学到新制度经济学不断拓展的角度,对现有文献进行了系统的梳理和归纳,从而找到研究的切入点；第3章在基本概念辨析的基础上,引申出交易费用和契约这两个核心概念的内涵和外延,简要阐释了现有理论对研究的借鉴意义,最后构建了本文的分析框架。第二部分是实证检验(第4—7章)。第4章沿袭德姆塞茨产权演进模型的分析范式,梳理中国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演化变迁历程,运用全国农村住户观察点数据和对成渝经济区农户的田野调查,对现阶段农村土地流转市场发展及特点进行评价。第5章从交易费用的三个阶段出发,构建了一个反映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交易费用的指标体系,并运用主成分分析法和因子分析法进行了测算。同时,实证考察了资产专用性、交易不确定性等因素对交易费用的影响作用。第6章采用离散选择模型实证检验交易费用对农户契约选择的影响。第7章通过对仁寿村、永兴村、安德镇、皇城村四个典型案例考察,探讨了在特定的契约结构下,如何达到节省交易费用的目的。第三部分是第8章,即研究结论与政策启示。通过对上述内容的系统分析,主要研究结论如下：(1)对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制度演化的考察中发现,变迁源于外部性内在化的动机,是典型的诱致性制度变迁方式,先后经历了“不允许、例外允许、小范围允许、全面推广”四个阶段；引致于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先后经历了“明令禁止、适当放开、规范发展”三个阶段,制度演化历程也是制度运行效率不断提高的过程。不论是从外部政策的外部调整,还是流转形式的内部发展,既是交易费用减少的过程,也是从传统形式向更高级的规模化流转形式转变的过程。现阶段改革的方向也是在坚持土地集体所有制的前提下,沿着产权分割(所有权与使用权分离)、产权清晰(确权颁证)、放活市场(土地流转)的路径演进。(2)对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市场发展的考察发现,尽管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农村土地流转的速度和规模呈加速发展趋势,但不论是全国层面,还是典型地区,流转发生率仍然较低,适度经营规模偏小、土地细碎化没有得到有效改善。全国层面的住户调查显示,2009年年底,户均年转入耕地0.68亩,仅比1986年增加0.37亩,转出耕地0.47亩,呈现出较大的区域差异。对典型地区的调查显示,户均流转总体水平偏低,仅4亩／户左右,尤其是在一些丘陵地区和偏远山区,由于农业比较效益的制约,弃耕、撂荒现象严重,还处于“非正式契约流转”层面上,民间化、口头化、短期化、随意化现象突出,往往在熟人、亲戚和朋友之间进行。(3)对交易费用与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的研究发现,在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过程中,信息搜寻沟通成本、合同执行成本、流转双方关系、法律凭证及程序、农户谈判能力是影响交易费用的重要因素,交易前信息搜寻、交易中谈判成本是构成交易费用的主要部分。对资产专用性、不确定的分析表明,影响交易费用的因素分别是地理位置专用性、教育型人力资本、实物资产专用性、状态型人力资本和个人社会资本,其中地理位置专用性影响最大；信息不确定性、政策不确定性和行为不确定性对交易费用也具有重要的影响。对转入和转出的分析表明,地理位置专用性、教育型人力资本2个主因子对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交易费用具有显著影响。(4)对交易费用与契约选择的研究发现,从缔约双方来看,农户之间进行流转的交易费用相对较小,农户与村集体经济组织进行流转的交易费用相对较大。同时,以农户之间的土地流转为参照,实证检验交易费用对农户选择流转对象的影响,研究表明,相对于农户自发流转,信息搜寻沟通成本、合同执行成本、状态型人力资本对选择农民专业合作组织和企业有负向影响；流转双方关系、法律凭证及程序对选择农民专业合作组织、村集体、企业有正向影响；地理位置专用性和实物资产专用性对选择企业有显著的影响；教育型人力资本对选择村集体交易有正向影响；个人社会资本对选择农民专业合作组织和企业交易有正向影响。表明,农户为了节约信息搜寻沟通成本和合同执行成本,更愿意与农户交易；为强化法律约束、降低合同违约风险,更倾向与农民专业合作组织和企业交易；农户受教育程度越高,拥有社会资本越多,越愿意选择与农民专业合作组、村集体和企业交易。此外,地理位置较好的地区,企业更加容易进入,农户与其交易也更便利；农户自身拥有的实物资产越多,增加了与企业进行交易的谈判成本。从其他控制变量来看,相对农户自发流转而言,家庭非农兼业情况的影响并不显著；家庭土地资源禀赋越好的农户,越倾向选择企业交易。在政策因素方面,由于村集体对土地流转的限制,农户更愿意选择农民专业合作组织和企业进行交易。在价格因素方面,农户为了获取更高的价格,更愿意选择与农民专业合作组织和企业交易。从交易类型来看,代耕的交易费用相对较小,出租的交易费用相对较大。同时,以股份合作为参照,分析交易费用对农户选择流转类型的影响,结果表明,相对于股份合作,流转双方关系、法律凭证和程序、农户谈判能力、个人社会资本对农户选择转包、转让、互换、出租、代耕土地流转类型有负向影响；状态型人力资本对农户选择转包、转让、互换、出租、代耕等类型有正向影响；合同执行成本对农户选择互换有负向影响；信息搜寻沟通成本对农户选择转包和出租有正向影响,对农户选择互换有负向影响。由此表明,法律凭证和程序越严格,农户拥有的社会资本越多,谈判能力越强,越倾向于选择组织程序更加规范的股份合作；农户的身体状况越好,自己耕种土地的能力越强,更愿意选择转包、互换、代耕等形式。从其他控制变量来看,相对于股份合作而言,家庭非农兼业情况促使农户选择代耕；家庭土地资源禀赋对农户选择流转类型的影响并不显著。政策因素方面,村集体对农户流转的限制,将促使农户更多的选择股份合作。在价格因素方面,农户为了获取更高的价格,更愿意选择出租,而不愿意选择价格较低的转让和互换。(5)对交易费用与契约结构的典型案例考察发现,相对于农户自发流转,“龙头企业+农户”、“企业+合作社+农户”、土地租赁、土地银行等契约安排,对节省交易费用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同时,在现阶段农村土地流转的实践中,没有一个模式是单独存在,为了节约交易费用、降低违约的风险,通常一个模式是和其它模式相伴而生,相辅相成,从而匹配更加稳定的契约治理结构。基于上述研究结果,文章从降低交易费用的治理结构出发,对今后一个阶段有效促进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实现适度规模经营,提供了一些政策启示,主要包括强化土地产权,降低交易的不确定性；强化流转服务,降低土地的交易频率；强化统筹配套,弱化土地的保障功能；强化机制创新,推进多种形式的流转；土地入股流转,发展股份合作经济等。全文最重要的创新在于：(1)基于农户微观主体的视角,尝试着将交易费用、契约选择结合起来形成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新的分析框架,这在理论上是一个新的尝试和提升。(2)沿着交易费用“三个阶段”的基本逻辑,尝试着对交易费用进行量化测算；并从“三个维度”的基本属性,实证检验了资产专用性、交易不确定性对交易费用的影响。(3)采用分析结构选择的分析方法,实证检验了交易费用对农户契约选择的影响大小；(4)采用案例分析法,探讨了在特定的契约安排下如何达到节约交易费用的目的,案例考察有利于增强研究的可靠性,更重要的政策启示在于采取股份合作制的混合治理结构,更能有效推进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