合会是旧时民间自愿组成的以关于金钱等财物融通为主的互助性临时组织。其组织主要在亲朋、乡邻之间，取聚少成多的便利，依靠多数人的出资，筹集资金，以应急需。此后，组织者分期返还，其他入会者仍继续出资，其所得公共集资派于一人，直至每一入会者均收回出资为止。合会既有储蓄之利，又能尽朋友相助之谊，深合中国国情，因此在民间流行甚广。目前所见，关于合会的资料始见于清末和民国时期。 从法制史的角度看，合会的形成与发展有着深厚的人文背景，是一种建立在人际关系基础上的经济关系。它包括一系列比较特殊的规则，是一种极具中国传统特色的民事法律习惯。本文拟以法文化的视角对民国时期和现代合会的纠纷处理情况作一些初步研究，同时通过这个微观角度分析合会习惯法与国家制定法的关系。全文由导言、正文和结束语三部分组成。其中正文部分包括四章。 第一章：合会概述。本章首先探讨了合会的由来，“合会”一词，最早见于民国时期几位学者的著述，它是一种民间自治互助组织，关于合会的起源，正史没有记载。因此，只能根据相关的资料推断合会起源于我国古代民间的自治互助团体——“社”，“社”起源于古人对土地的崇拜和上古祭祀。之后，论述了合会的分类及民间合会习惯。学者李金铮将合会分为四类：储蓄类、保险类、慈善类和借贷类。而在各类合会中，组织形式最完备，经营形态最发达，数量最多的，当属借贷类合会。这是本文的主要研究对象。借贷类合刽安得会的方法可分为标会、摇会和轮会。民间合会的种类虽多，却具有贯穿于所有合会契约的共性，这就是民间合会习惯。合会习惯分为个别性合会和团体性合会。 第二章：民国时期合会纠纷处理实践。本章首先论述了习俗视野中的合会，以此为本章后面论述的各种法庭上之合会行为设置坐标。习俗视野中的合会是互助性质的，它在前商业逻辑的主导下(其存在背景为完全没有被商品经济入侵的熟人社会)尚未受到市场经济逻辑(其存在背景为商品经济社会)的侵蚀，习俗中的“面子”机制发挥着主导作用，有效地控制着合会的运转。这种“面子”机制是指熟人社会特有的社会网络控制模式。在熟人社会中，每个人都处于与自己熟悉的人所形成的网络中心，所有活动几乎都是在“关系”的网络中展开和进行的，与熟人和谐相处，靠的是人情面子。在这样的场域中，“人情”是人们必须遵守的游戏规则，而人情背后“无形的手”——面子就对人的行为具有约束力。随着商品经济的冲击，这种“面子”机制开始遭到市场经济逻辑的侵蚀，逐渐暴露出有限性，会员欠逃会款甚至倒会的情况屡见不鲜，这时单纯依靠习俗调整显然不能解决合会面临的新问题，于是会员把目光投向法庭，寻求国家司法的帮助。本章通过对四个案卷记录的分析，阐述了合会的特殊性和复杂性。多种多样的诉状为我们同时显示了民间习俗和法律实践，并有助于进一步阐明前商业逻辑和市场经济逻辑两者在合会中的纠缠，以及合会如何逐渐由民间走向国家法律的视野。 第三章：我国大陆与台湾地区合会立法、纠纷处理情况及评析。本章通过类比性论述探讨了我国大陆及台湾合会的立法及纠纷处理情况，并分别加以了评析。在改革开放后的大陆，市场经济的潮流席卷了每一个角落，市场经济逻辑正全方位的占领、改造着传统的熟人社会，合会这种古老的制度也发生了部分质变，已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合会。同时，在传统向现代转型的社会中，仅仅依靠合会的内在制度难以排除机会主义行为，社会流动性的增强使得传统的“面子"机制在防止机会主义行为上显得苍白无力。并且中国现行的法律法规对民间合会所出现的问题缺乏明确具体的定性和处置办法，因此倒会事件频频发生，合会正在一条畸形的道路上徘徊。台湾地区的合会已经完成了法制化的进程。台湾合会在法制化过程中，注重对民间习惯的调查，并将其作为立法的重要参考，从而“使‘民法’更具中国特色，成为符合国情及人民生活习俗的‘法典’。”这种深入调查民间习惯，让“民法”与中国具体国情相结合，而不是不做调查，简单的生搬几个外国法律制度进来的做法，值得我们今天大陆民法典起草者们借鉴。 第四章：合会法律制度的整合。本章首先从习惯法与制定法的关系入手探讨合会法制化的必要性。众所周知，市场规范和制度建构除理性的设计外，还包含一些非理性的社会因素，习俗就是其中之一。因此要重视习俗的客观存在，不能简单的否定它。但习俗只是一种“软控制”，人们如果过度依赖习俗，纯粹依赖包含在习俗中的道德软约束，就会像合会崩会那样使情况变得更糟。所以单纯的禁止合会或任其自然发展的做法都是不妥的。针对大陆目前国家法律对民间合会与金融欺诈的界定方面仍然有很多空白的情况，我们的立法、司法部门应该考虑将习俗纳入国家法律制度的框架中，使合会能够在国家法律的正式界定下得到保护，把合会纳入到国家法律的强制性“硬控制”中。适时借鉴台湾地区合会法制化的经验，将合会引向制定法律的殿堂，属当务之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