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80年代翻译研究中的“文化转向”将学者的关注焦点集中到翻译的文化本质。而女性主义翻译理论则是西方蓬勃发展的女性主义运动与“文化转向”相结合的产物。对于传统翻译理论视原文为权威,奉忠实为最高标准,要求译者隐身等诸多缺点,女性主义翻译理论都提出了质疑。性别与翻译一直都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在植根于父权文化的传统译论中,翻译被贬低到从属、依附、派生的地位,一如奉行男尊女卑价值观的父权社会中女性的“第二性”身份。与此同时,传统翻译理论将原作与译作视为对立的两元,认为前者的产生是一个积极的创造过程,而后者的产生则是随后的一个相对消极的意义传送过程。因此前者是原创性的、占据主导地位,而后者则是派生的、处于从属地位。长久以来,原文和译文一直被视为“主仆关系”。译者相比高高在上的原作者从来就没有受到公平的对待。而且原作对于再生产的译作所具有的等级上的权威与男性和女性的意象联系在一起,原作被视为强而有力的男性,译作则是软弱卑微的女性。而女性主义翻译理论的目的则在于批判与改变将女性与翻译置于社会与文学最底层的观点,提倡把女性主义观念移植入译本,让语言替女人说话以突出女性主体身份和女性意识。在女性主义翻译观下,译作与原作,译者与原作者的关系都趋于平等。鼓励译者实践其主体性和创造性,不再唯“忠实”马首是瞻；以语言为武器,使女性的声音为人所听,以达到特定的政治意图。在这样的理论指导下,西方女性主义者在翻译中采用了激进的翻译策略,诸如增补、前言和脚注、劫持、以及发明女性文字,以达到在译文中彰显女性身份和地位的目的。但自从该理论产生之日起,因其在观点上过于偏激,在政治目的上过于鲜明,不断地遭受评论家对其“度”的质疑和批评。女性主义翻译理论经由朱虹介绍进入中国,对中国翻译界带来了一定的影响。一段时间之内,挖掘优秀女性作家,翻译女性作家的文字形成了一股风潮。女性译者开始在翻译界崭露头角。在翻译实践中,越来越多具有女性主义意识的译者将中国女作家的作品翻译成英文,期待外国读者从文字中听到中国妇女的声音,了解中国妇女的生活状况和困惑。在翻译研究中,越来越多学者发表文章,介绍女性主义翻译观。然而由于中国和西方国家在政治氛围、文化环境、社会价值观、女性自身主体意识等方面都存在着诸多差异,女性主义相关研究仍不丰富,更多的还是对国外女性主义翻译现状的介绍、梳理。在封建社会思想的束缚以及儒教思想的引领下,中国的女性翻译与西方纯粹的女性主义翻译理论有着以下截然不同的特点：在女性主义指导下的另类“忠实”；不以翻译作为政治武器；温和的对译作进行女性主义修改。本文在完整分析了中西方女性主义翻译理论产生的历史背景及发展现状之外,以英国作家夏洛特·勃朗蒂的女性主义著作《简·爱》的三个译本为例,对比分析了中国女性主义译者在选材、遣词造句等方面的特色。与西方女性主义译者提出的三种策略相对,提出了中国女性主义译者在翻译女性主义题材文章时所采取的四种策略。指出其在体现了女性主义翻译特征的同时,未对原文随意操控,合理的掌握了“度”的控制,是对西方女性主义翻译理论的一次成功的扬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