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在重新反思媒介对文化的塑造时,跳出了以往研究中以媒介为中心的思路,将文化抽离“被塑造者”的角色,转向以落在乡土的媒介融合视角,关注具有组织力量的媒介技术对社会文化实践的影响。本文选择以四个典型民族地区的县级融媒体中心为研究对象,通过深度访谈和文本分析的方法,梳理了不同民族地区的县级融媒体对地域文化进行言说的方式方法,并在此基础上关注其如何利用地域文化来构建地域共同体的意识。本文发现,地域文化与生活在此地的人之间有着紧密且隐蔽的关系。地域文化本身以历史性的习俗、习惯为依托,深度影响着一定地域范围内的多民族群体。反过来,不同民族群体在长期的生产生活中也逐渐形成了向内的合力,进而达成多元文化之间的平衡与和谐。“文化的差异”与“人群的共通”并不是两个互斥的命题。民族地区的县级融媒体中心作为互联网时代的基层宣传新通路,其对于地方文化的言说多依托地方经济、社会发展的主线而展开。通过对于文化符号的凝练和具象化,各地的县级融媒体中心以传统文化和现代流行大众文化的再生产串联起不同主体,进而凝聚认同的力量。这一过程在包括网络数字媒介在内的多种媒介渠道当中进行。县级融媒体在媒介技术的帮助下,将基层的实体的地方与笼统的数字化的地方结合起来,通过对空间本身的符号化的处理,将其融入到了更大文化圈层的宏大叙事中去。县级融媒体中心媒介融合实践的背后呈现出了多维度的融合图景,符号化的“流动的地域空间”使得“离乡者”与“在乡者”被联系起来;也使得独特的传统与普世的流行文化实现“无缝对接”,进而让本民族与中华民族整体相融相生。但本文同样意识到了,“融合”并不是一个突然发生的技术现象。相反,通过不同群体,不同地域之间长期的交往交流,“融合”这一过程长期体现在了地方日常生活实践的文化表达之中,并不断以旧的文化记忆再书写新的共同经验。这种地域文化同样也影响着人们对待媒介的共同意识,指导地域媒体的媒介融合实践。与此同时,媒介融合背景下产业和技术发展带来了媒介使用方式的大变革,但它同样也带来了表述的“模式化统一”和民族文化的“刻板化”问题。因此在县级融媒体中心工作开展的过程中,人们需要意识到数字媒介技术所扮演的角色,警惕“发展需要”背后的数字逻辑和技术运算评价体系对文化产品掀起的“数字化的同化”。县级融媒体中心文化产品的变革应当从使用者的切身需要出发,在地方传播实践搭建起的意义之网中改造传播场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