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取得了飞速的发展和举世瞩目的成就。在保持了三十多年的高速增长之后,目前正处于经济社会发展较快的阶段。长期的粗放型经济发展模式给我国的自然环境带来了巨大的污染,同时还存在着创新能力低下、投资激励不足等问题。这些问题不仅影响了我国居民的健康,同时也制约了我国社会经济的高质量发展。企业作为环境责任主体,在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同时,又将无法避免地造成环境问题已经成为影响我国民生福祉的重要因素。生态环境一方面寄托着民众对“美丽中国”美好生活的殷切愿望,另一方面也成为原有粗放式经济发展的环境约束,备受政府、社会、企业各个层面关注的重点领域。正因为如此,党的十九大报告将生态文明建设被放在相当重要的位置上。因此,大力推进环境治理,改善公共环境,发展绿色经济迫在眉睫。企业作为市场经济活动中的主体之一,对于经济发展、资源配置、技术创新、承担税收以及社会进步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同时,企业又是主要的环境污染制造者,理应承担起治理污染、保护环境的责任。然而,资源环境具有公共品属性且环境污染具有强烈的负外部性,由此可见,治理污染、保护环境仅仅依靠企业与市场的自发性是远远不够的,亟需政府通过制定环境经济政策来进行管制、约束、引导与激励。通过对环境经济政策影响企业绿色行为的国内外文献进行归纳分析,尽管已有的环境经济政策研究比较丰富,但是研究文献大多集中于宏观层面与行业研究,又或者在数据获取和度量方式上不够精准。企业作为市场污染物排放的主体,又是社会环境治理中的中流砥柱,将是考察环境经济政策等一系列政府环境公共治理政策的重要因素。因此,对于环境经济政策的绿色效应,尤其是基于企业这一微观层面的影响,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本文以环境经济政策对企业绿色行为的影响为研究中心,选取了与目前经济发展和企业绿色化行为的现状相契合的三个典型行为作为研究的重点,即绿色信贷、绿色创新和绿色投资。针对不同类型的企业绿色行为,分别采用不同的环境经济政策作为外生事件的冲击,对环境经济政策对企业绿色行为的实际影响与作用机制进行深入研究。首先,合理界定环境经济政策与企业绿色行为的理论内涵。在阐述了环境经济政策和企业绿色行为基本概念的基础上,分别介绍了本文对于环境经济政策和企业绿色行为的衡量指标的选取原则和度量方式。并且从公共物品理论和外部性理论、可持续发展理论、“波特假说”和庇古理论四个方面阐述了环境经济政策对企业绿色行为影响的理论依据,为后面的实证分析奠定了理论基础。其次,对我国环境经济政策的发展历程、实施现状以及企业绿色行为的现状进行了梳理。本部分首先介绍了我国环境经济政策的发展历程和实施现状,整理了近年来我国修订或颁布的环境保护有关法律法规及部门规章（部分）,随后重点从我国企业绿色信贷、绿色创新和绿色投资的发展现状对企业层面的影响进行了分析。然后,通过规范研究与实证研究相结合的方法,主要探讨了以下三个问题:一是以2012年颁布的《绿色信贷指引》为例,探究了环境经济政策对我国污染企业债务融资的规模和期限的影响,并且进一步分析了绿色信贷政策对上市公司债务融资成本的影响,以及不同产权性质的企业中的差异;二是就我国2013年颁布的“大气十条”政策对受规制地域和行业的企业的绿色专利的影响展开实证分析,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分析了该政策对不同规制强度的地区的绿色专利申请数量的影响,不同专利类型的绿色专利申请数量的影响,以及不同产权性质的企业中的差异;三是就我国环境保护税（即过去的排污费）对上市公司环保投资的影响展开实证分析,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探讨了排污费的征收对上市公司所属省份的空气治理的影响。通过围绕环境经济政策对企业绿色行为的影响的实证分析,得出如下结论:第一,总体来说,绿色信贷政策对上市公司的债务融资规模和融资期限均产生了较为明显的抑制效应,即导致企业的总体债务规模减少,尤其是长期借款减少。进一步地,由于污染企业的债务规模和债务期限均下降,导致了企业的信贷成本也随之降低。企业的信贷融资成本也是企业经营成本的一部分,即信贷融资成本的降低,对于企业利润的增加,效益的提高是有积极促进作用的。这样做可以优化整个社会的信贷资源配置,也对企业优化资源配置,绿色创新,由粗放型发展方式向集约型方向发展有引导作用,符合制定绿色信贷政策的初衷。第二,“大气十条”政策对污染行业的企业的绿色专利申请数量具有明显的促进作用,即该政策导致受到政策效应的企业的绿色专利申请数量增加。由于该政策在不同区域的实施强度不同,因此本文还分析了不同规制强度的区域对企业在申请绿色专利方面的影响;由于专利在申请审核的难易程度有差别,本文将绿色专利进一步分为绿色发明专利和绿色实用新型专利、以及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来考察受到政策规制的企业是实质性创新还是为了应付检查而进行的“策略性”创新活动。由于“大气十条”政策意在减少重点治理区域、行业的企业的污染物排放,因此企业必须加快能源调整的步伐,加大对清洁生产、节能环保的资产的投资力度才能真正地优化企业的资源配置,早日实现由粗放型发展方式向集约型方向发展的转变。第三,环境保护税对上市公司的绿色投资产生了较为明显的促进效应。研究结论表明无论是采用企业财务报告利润表中“管理费用”里面涉及到绿色治理的数据对企业的绿色投资进行度量,还是使用上述数据加上资产负债表“在建工程”科目中涉及到环境保护、除尘以及节能等方面的数据来对企业的绿色投资进行度量,均可以得到同样的结果。最后,依据前文的理论分析与实证结论,提出具体的政策建议。一是构建绿色金融体系,具体来说包括构建绿色信贷制度、构建绿色信贷统计制度和发展其他绿色金融工具;二是构建绿色创新产权体系,同时引导企业积极进行绿色化的研发创新活动;三是扩大环境保护税的征收范围、提升环境保护税的征管效率以及通过政策引导企业加强环境保护意识。本文的研究贡献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第一,拓展了环境经济政策的研究领域。现有文献中将环境经济政策与企业层面的微观效应结合起来进行政策效应研究的文献较少。然而,企业作为经济社会污染排放的主体,对环境污染的影响不容忽视。因此,环境经济政策很大程度上就是针对企业行为制定的。本文将环境经济政策与企业这一微观层面进行了结合,针对环境经济政策对企业绿色行为的影响和作用机制进行了较为系统的探究,通过深入揭示了不同类型的环境经济政策对企业绿色行为的影响,并进一步探究环境经济政策对不同产权性质、不同行业污染属性等企业的异质性。第二,优化了企业绿色行为的衡量标准与度量方式。目前学者门针对环境经济政策的效应研究较为宏观,数据主要来自国家统计年鉴或城市统计年鉴等等,究其原因是连续完整的微观数据难以获得。例如环境保护税2018年1月才开征,而以前征收的排污费又不属于企业年报中单独批露的项目,因此数据的获取存在一定难度;企业绿色投资不属于企业财务报告或社会责任报告等必须披露的内容,因此在数据的搜集整理上也有一定难度;绿色专利数据也是要通过先整理出上市公司的专利数据,再根据世界知识产权组织（WIPO）对绿色专利的定义,手工整理了上市公司绿色专利数据才能获得。本文在上述数据处理方面进行了相应的优化。第三,研究方法更为准确。不同于一般的回归分析方法,本文使用了国际前沿研究方法中的双重差分方法,进一步分析了环境经济政策对企业绿色行为的因果关系和不同行业的企业的异质性。以上方法的运用在针对环境经济政策对企业绿色行为的影响方面还不多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