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期以来,草原生态问题与牧民生计问题相伴相生。草原生态问题的本质是人类不恰当的生产、生活活动超出了局部地区的环境承载能力所致。草原生态问题不仅直接影响建设、关系到牧民增收、牧业发展和牧区稳定,它还危及到国家安全、食品安全和人类生存环境安全及社会关系的变化。既然是关系到国家和社会的问题,就需要动员全体的力量来保护,这不仅包括政府,也包括各种社会力量。其中牧民合作社就是一支重要的力量。牧民合作社是实现国家自上而下的生态保护资源供给与自下而上的牧民生态保护需求有效结合的最佳平台,而一旦有了这个平台,牧民的生计问题就可以通过牧民合作有效解决,而草原生态问题就能够凭借合作社的内生秩序和规范成功消除。实践中,牧民合作社基于自身生存和发展的需求,特别关怀草原生态。因此,参与草原生态保护成为许多牧民合作社的当然抉择。但是,牧民合作社作为一种重要的社会力量要能够参与到草原生态保护中来并有效发挥一定的功能,其自身的成长也是至关重要的。新世纪以来牧民合作社的兴起与成长为其在草原生态保护中发挥社会功能奠定了其主体性资源与现实基础。牧民合作社在草原生态保护中发挥了政府难以起到的作用,证实了其独特价值与重要地位,而这正是政府支持牧民合作社的现实基础,也是牧民合作社存在的现实依据。基于不同背景与功能成立的牧民合作社分为能人领办型、政府资助型、嘎查牵头型与牧民自愿型四种类型,调查分析他们在草原生态保护中起到的具体作用,对于提升草原生态保护成果具有积极效应。牧民合作社能否、在多大程度上参与草原生态保护,一方面需要草原生态保护体制的认可和吸纳,草原生态保护体制规约了牧民合作社参与草原生态保护的制度空间,另一方面合作社需要汲取和使用足够的牧区资源,这是现实的经济基础。从表面上看,牧民合作社参与草原生态保护的制度环境涉及政府与牧民合作社之间的关系。因此,在中国草原实施新政下探讨牧民合作社参与草原生态保护的制度环境,还需关注政府与牧民合作社的关系。基于目前中国牧民合作社发展的现实与基础,推进牧民合作社健康成长需要进行两大层面的建设：一是健全相关法律制度体系,为牧民合作社成长奠定基本、必要的制度环境；二是强化牧民合作社自身建设,使牧民合作社成为保护草原生态的主体,从而为其更好、更有效地发挥其在保护草原生态功能奠定坚实的内在根基。这两大层面建设在现实发展中是良性互动、相互促进的关系：只有建构一个稳定、健全的制度环境,牧民合作社才有可能规范发展；另一方面,只有强化牧民合作社自身全面建设,也才能使与牧民合作社相关的法律制度体系日益完善并在草原生态保护中有效发挥其功能。因此,中国牧民合作社的成长必然建基于制度环境与能力建设这两方面。牧民合作社参与草原生态保护是新形势下草原牧区发展面临的重要现实课题。系统、全面描述与分析牧民合作社参与草原生态保护的历史发展,不是本文研究的重点。本研究主要致力于探解牧民合作社参与草原生态保护在中国现实社会发展中的意义、作用及其限度,从而为加强草原生态保护提出有针对性的政策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