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态脆弱区矿业EEES耦合协同发展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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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改革开放30年间,经济社会发生了翻天覆地地变化,然而工业化的快速发展给了经济、社会和生态环境带来了巨大挑战。目前,中国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制造工厂”。随着改革开放进程的不断加快,我国经济得到迅猛发展。据统计,从1978年-2004年期间,我国的工业增加值增速保持在11.5%左右,高于同期我国GDP2个百分点。中国在2008年就成为钢铁、煤炭、水泥、化肥以及电视机等行业的头号输出国。从工业革命以来,矿业一直作为国家或地区经济发展的重要引擎。充分的证据表明,采用现代矿业立法和提供有利环境的国家能够吸引矿业勘探和生产投资。这反过来又有助于增加国家和地区税收、出口收入、就业机会,有利于基础设施建设以及东道国技术引进。2012年我国石油勘查新增探明储量15亿吨,天然气9610亿立方米,煤炭616亿吨、铁矿40亿吨、铜矿431万吨、金矿917吨、钾盐1461吨。新增大中型矿产地共119处,其中大型矿产地23处,中型矿产地96处,主要分布在新疆、云南、山西、内蒙古、河南、山东、贵州和吉林等省区。主要矿产品产量持续增加,国内供应能力不断增强。煤炭、粗钢、水泥等矿产品产量稳居世界首位。2012年,全国一次性能源产量为33.2亿吨标准煤。然而,在矿产资源开采为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提供相当大机会的同时,有风险或不合理的采矿业务可能导致当地经济社会畸形发展,造成环境破坏。特别是在生态脆弱地区,矿产资源不合理开发利用对当地经济社会和生态环境破坏更为严重。生态脆弱区作为生态问题突出、经济相对落后、人民生活贫困的问题重叠区域,依照传统模式继续发展,其矿业发展极有可能陷入矿业发展越快→生态环境问题越多→生态环境失衡→矿业发展停滞的恶性状态。然而,矛盾不是必然的,耦合协同作为一种哲学的、系统的思想,伴随着整个发展过程,论文研究生态脆弱区矿业生态、环境、经济与社会间的正向耦合与协同,力图打破彼此割裂的局面,寻求生态利益、环境利益、经济利益的统一,为矿业全面、持续发展提供参考。本文融合运用了区域经济学、环境经济学、矿业经济学、资源经济学、生态经济学、制度经济学、可持续发展理论、政策学、地理科学、系统科学等相关理论,贯穿了系统分层的思路,采用定性分析与定量研究相结合、实证研究与规范研究相结合、纵向比较与横向比较相结合的基础上完成,论文主要内容如下:第一,在阅读了学术界众多专家学者的相关学术成果之后,对耦合协同关系认识、耦合协同量化研究和耦合协同机理分析等相关研究成果进行了梳理。本文从认识论、耦合观、方法论研究等三个层面对生态脆弱区矿业生态环境与经济社会耦合协同发展的相关研究进行综述与评价。认识论上经历了传统的财富追求观、悲观的零增长论、乐观的经济发展论直到辩证耦合协调观的形成;耦合观层面生态化理念已渗透到经济、管理、社会系统的方方面面,生态系统与经济系统耦合产生了零资源经济、排泄资源经济、环境经济、循环经济、绿色经济、生态经济、低碳经济和碳汇经济等新理念;生态系统与管理系统耦合产生了生态型领导、生态管理、生态型服务、生态供应链及生态型设计等理念;生态系统与社会系统耦合在执行层面产生了生态型政府、生态型企业、生态型社区、生态型城市、生态省、生态功能区等实施方案;生态系统与社会系统耦合在具体操作层面产生了清洁生产、生态型生产、环境经营、生态产业等做法;方法论上将国内外生态环境与经济社会评价方法分为基于指数综合加成、基于功效系数、基于变异和距离、基于动态变化、基于模糊理论、基于灰色理论、基于DEA模型、系统演化及系统动力学理论的耦合协调度测量;最后,对国内外研究成果进行了述评,认为国内外研究中存在构成论研究多,生成论研究少;概念界定不一,研究方法重叠;理论成果难与实践对接等问题。第二,综合国内外学者研究,生态脆弱区划大致可以分为两大生态脆弱区、六大生态脆弱区、七大生态脆弱区和八大生态脆弱区。本章在东部、中部和西部地域区划基础上,将生态脆弱区划分为东部生态脆弱区、中部生态脆弱区、西部生态脆弱区,并从每个生态脆弱区中挑选两个省份进行典型生态脆弱区矿业发展现状分析。第三,基于生态脆弱区矿业发展主要利益相关者:政府、社区和矿业企业视角,构建三方动态博弈模型,采用逆推归纳法,得出生态脆弱区矿业发展与生态环境系统相容三方混合策略纳什均衡博弈结果。第四,选择DEA模型,结合模糊数学理论,实证研究了青海省EEES耦合系统协同发展状况。首先,用DEA的技术效率反映协同效度,用规模效率反映发展效度,综合效率反映协同发展效度,定义了两两子系统、三个以上子系统协同效度、发展效度、协同发展效度的计算。运用DEA模型从纵向和横向两个层面入手,评价了青海省矿业EEES耦合系统协同发展状态,纵向上以青海省时间序列2005-2012年间每一年作为评价单元,分别建立了生态环境子系统、经济子系统、社会子系统共20项输入输出指标,评价了各子系统内部、两两子系统之间、生态环境、经济、社会三个子系统之间的发展效度、协同效度和协同发展综合效度,评价结果如下:青海2005年、2006年、2008年、2012年矿业EEES耦合系统协同发展效度评价可知,这几年耦合系统的发展效度、协同效度、协同发展效度均为1,表明这几个年份生态环境经济社会耦合系统同时满足发展有效、协同有效、综合有效,系统输入、输出间的效率最佳,投入产出规模最优,耦合系统各子系统之间、子系统各要素间结构比例恰当,相对而言,耦合系统整体协同发展效果最好。而2009年、2010年、2011年这3年是协同有效、发展非有效,即各子系统和要素间结构比例适当,但投入产出规模不是最佳状态,存在投入不足或者投入冗余。横向上,以2012年我国14个典型的生态脆弱和富有矿产资源的省份为决策单元,选取了包括生态环境投入、经济投入、社会投入三组12项输入指标,经济发展指数、环境指数、社会发展指数、生态指数四组9项输出指标,并在指标无量纲化处理的基础上进行了综合加成,评价了我国各地区耦合系统协同发展状况。将评价效率聚为三类,结果如下:内蒙古、吉林、辽宁、湖南属于第Ⅰ类地区,协同发展状况很好;湖北、黑龙江、甘肃属于第Ⅱ类地区,协同发展良好;其余省份属于第Ⅲ类初级协同地区。其中,青海EEES耦合系统协同发展状况属于第Ⅲ类,处于初级协同状态,资源投入、环境投入冗余率高,且规模收益递减,表明通过增加资源的消耗并不能实现经济社会的发展,在现有生产规模的基础上,通过技术进步提高资源的利用率和废物的循环利用效率,积极采取协同发展模式。第五,制定面向政府、企业、公众不同主体的激励与约束措施,首先,发挥政府的导向作用,参照绿色GDP、GPI等指标建立新的国民经济核算方法,实行领导干部环境问责制,理顺矿业环境管理体制;使企业成为生态环境保护的主体,通过绿色消费需求推动企业技术创新,给予政策优惠激励企业发展,缩短环境技术的产业化过程;提高全民保护生态环境的意识,实行环境信息公开,完善公众参与机制。实施层面制定面向政府、企业、公众不同主体的激励与约束措施,首先,发挥政府的导向作用,参照绿色GDP、GPI等指标建立新的国民经济核算方法,实行领导干部环境问责制,理顺矿业环境管理体制,建立合理有效地社区冲突解决机制;使企业成为生态环境保护的主体,通过绿色消费需求推动企业技术创新,给予政策优惠激励企业发展,缩短环境技术的产业化过程;提高全民保护生态环境的意识,实行环境信息公开,完善公众参与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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