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有无哲学的问题，是中西方学术界长期论争的一个重要学术问题。冯友兰先生认为，哲学可以给人一个“安身立命之地”。牟宗三先生认为，如果承认中国的文化体系，自然也承认了中国的哲学，问题是在东西哲学具有不同的方向和形态。对于中国哲学的特质，冯友兰认为中国哲学的使命就是使人得以发展内圣外王的品格，因而，承宋代理学之“理”的精神并发扬光大之；牟宗三认为中国哲学特重[主体性]与[内在道德性]，是丰富的人生哲学，由此，他的新“外王”，是继承宋明理学的“心学”一路，对儒学的张大开显，是欲以儒家文化为本位，实现儒学的现代化，实现中国文化的现代化。牟宗三先生与冯友兰先生都得出了中国哲学独具价值的结论，强调中国哲学现实发展的必要性和可能性。 冯友兰先生采取为承继铸平台的方法，就是要让整个思想界尊重历史，客观看待中国传统哲学成果，从而辩证地继承、辩证地发展，真正哲学地实践。对牟宗三而言，其整个理论活动的基本出发点与归宿，却是要通过与西方哲学范畴与功能的对比，衬托出中国哲学的特质，为中国哲学融摄西方哲学观念作准备。冯友兰先生的哲学观念与其历史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合为一体的，他是切实地将中国哲学的精神作为自己人生的使命去感受、去实践、去完成。牟宗三先生则预言了中国哲学将光大发展的未来，确证了中国哲学具有普世性价值，为中国哲学的主体自觉扫清了观念上的障碍，极大地恢复了中国哲学的学术自尊与自信。 冯友兰强调，中国哲学的现代性与现代化进程是与中国社会、文化的现代化客观进程密切相关的。牟宗三的中国哲学观，则不仅昭示着其他学者尝试在其哲学之外另辟蹊径，更使国际上对于中国哲学的认识广泛深化，影响日盛。冯友兰较为注重中国哲学之普遍性，牟宗三着力于论说中国哲学之特殊性，这都是中国哲学学科建设的整体过程所必须的环节。无论是冯友兰还是牟宗三中国哲学的理论形态，都是中国哲学在当代的形式依托之部分，为我国民族哲学精神之振兴提供了可借鉴的思路和丰厚的理论营养。 两位先生作为学通中西的大儒，有着相同的时代背景，在中国哲学问题上也有如前所述诸多相近的基本观点和前提，然而，冯友兰海外学成，终身学术、为人却强调共性，牟宗三身被国故，却一生张扬个性。他们的学术走向差异如此之大，从中国哲学的历史命运讲，客观反映出儒家哲学兼容并包的理论特性，真实再现了近、现代中国之文化价值诉求，从哲学家本人的情况看，一方面因其秉承的学思理路差异，另一方面也有不同生活轨迹的烙印。 通过对冯友兰、牟宗三中国哲学观的比较研究，我们认识到中国哲学是已经走出国门，承担着世界意义的文化与人文重铸的历史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