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利奥兰纳斯》作为莎士比亚的最后一部悲剧,也是最后一部罗马剧,完成于1608年左右,取材于古希腊传记作家普鲁塔克的《希腊名人传》。与其他三部罗马剧相比,该剧的研究相对较少。有学者认为此剧“不受大众喜欢,读者多为学者或学生”,该剧的研究话题也大多立足于政治、女性、权利以及伦理价值等方面。目前还尚未有学者用狂欢理论分析《科利奥兰纳斯》,尤其是该剧的狂欢如何揭示不同政治体制碰撞下,个人英雄主义向自由平等价值观的过度,社会民主制度的胜利以及贵族寡头政治的衰落,都是值得研究和思考的。因此本文借助巴赫金的狂欢理论,分析该剧的狂欢时空、狂欢人物、以及狂欢肉体,挖掘狂欢背后体现的社会改良。巴赫金的狂欢诗学是一种快乐的哲学,它能发现矛盾并用玩笑的态度将矛盾排除,从而达到对个人心灵的净化、社会秩序的颠覆以及国家政治体制的变革作用。狂欢的本质是赋予一切看起来荒诞无稽、而又出人意料的东西新的理解,并把他们组织到狂欢式的场面中来,创造出属于他们的艺术真实。本文将在绪论部分回顾莎士比亚和《科利奥兰纳斯》的研究历史,详细阐述巴赫金与他的狂欢诗学,并说明莎士比亚的这部罗马悲剧缺乏在这一领域的研究,这也是本文的新意所在。之后本文将通过分析该剧的狂欢时空,狂欢人物,以及狂欢肉体,得出该剧本质上是莎士比亚对政治制度、社会阶级的重建以及个体救赎的思考。诗人先将民主共和与寡头政治之间的冲突置于科利奥兰纳斯与市民的斗争中,并通过一场富有狂欢色彩的“驱逐”将其凸显,让市民的胜利成为对这一矛盾的解决;又借母亲与儿子之间的“加冕”与“脱冕”对比出父系社会中女性力量的觉醒和发展;最后通过罗马的“肚子比喻”以及主人翁怪诞肉体的成长与发展,揭示了混乱的社会秩序下如何实现个体的救赎。本文将通过三个部分,论述莎士比亚是如何通过《科利奥兰纳斯》之中的狂欢实现对个人、社会和国家的改良。第一部分阐述该剧的狂欢时空体现在混乱无序的故事背景与情节之中,充满死亡与诞生的瘟疫,包含着无数的变化和交替的广场驱逐,而以科利奥兰纳斯为代表的政治体制在其中受到颠覆和转变。第二部分探讨剧中的狂欢人物,以母亲伏伦妮娅和儿子科利奥兰纳斯为代表,阐述二者具有的两面性:伏伦妮娅一面代表的母亲生产与生命力,另一面却是杀死儿子的凶手、代表着死亡;科利奥兰纳斯的第一面是保家卫国的英雄,第二面是破坏国家机器的复仇者。二者的双重性使得他们都属于狂欢形象,生与死,善于恶在他们身上共存,社会等级、男女的地位在他们身上转变。第三部通过分析罗马和科里奥兰纳斯的怪诞肉体的形象,发掘主人翁从不完整到完整的变化。在罗马怪诞的嬗变与危机中,科里奥兰纳斯解放了自我,完成了救赎。总之,无论从时空背景、剧情人物、还是怪诞肉体形象来看,《科利奥兰纳斯》是一部狂欢化的文学作品,国家的政治体制,社会的阶级关系,以及个体的心灵都在剧中得到了改良与进化,是莎士比亚的又一伟大创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