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40年代末，正值中国政局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新中国成立和国民党政权败退台湾——之际，美国政府也开始反思并调整自己的对华政策。出于冷战的需要，它对新中国奉行僵硬的遏制政策，长期包围、孤立和封锁。而在与台湾国民党政权的关系方面，却经历了相对曲折的发展历程。在约翰逊之前的三任总统——杜鲁门、艾森豪威尔、肯尼迪——任职期间，在各不相同的历史背景下，美国对台关系经历了由犹疑观望到有限支持、日渐密切再到趋于停滞为主要特征的三个阶段。在留下了对华政策主要“遗产”——不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支持蒋介石国民党政府以及它在联合国的席位，禁止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贸易和人员往来——的同时，从50年代末和肯尼迪时期开始，美国政府内部已经出现了关于松动对大陆政策的主张和意向，这一点也被约翰逊政府继承下来和并在某些方面有所发展。 60年代中后期，由于国际社会风云变化较以前更为激烈复杂，美国又被越来越深地拖入越战泥潭而不能自拔，在处理对台关系时约翰逊政府受到的制约因素也较前为多。美国政府不得不更多地考虑如何避免刺激中国加入越战，政府内部主张缓和中美关系的声音也有所加强。“遏制而不孤立”的政策即是在此种背景下出现的。而以“反共大陆”为己任的蒋介石国民党政权，一方面尽量抬高自己在美国东亚战略格局中的地位，一方面企图利用越战升级、大陆文革等“机会”进军大陆，实现“光复”梦想。针对台湾当局与美国战略构想相悖的要求(主要是“反攻大陆”)，美方以多种方式加以约束，极力消除在台海发生大规模军事危机的可能性。事实证明，此时在美国东亚战略格局中，作为遏制对象的大陆的重要性要比作为盟友的台湾大的多。美台双方关系的不对称性和以美国利益为主轴运转的现实，迫使台湾当局不得不在双方利益发生冲突时，一次又一次牺牲自己的“局部”利益。其在美国亚太事务中充当具体的战术性角色的特征越来越明显，而在美国决策视野中的战略地位则相应地呈现逐渐下降趋势并日益边缘化。 抑制台湾野心的政策在客观上保持了60年代中期以后台海局势的相对平稳，但是美国的战略利益及其信奉的“道义”观念决定了它不会放弃扶植台湾遏制大陆的基本政策。美国以1954年《美台共同防御条约》规定的双方承诺的义务作为对台政策的底线，自己不逾越也不允许台湾当局逾越这些基本的原则性规定。在五年多的时间内(1963．11-1969．1)，台湾当局屡次得到美国“履行条约义务”的保证，同时也备尝请求遭拒、“利益”受损的苦果，双方关系日益从停滞走向实质性的冷淡。这从客观上为中美关系的新格局创造了条件。最终，在尼克松任内，中美关系重新打开了大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