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的:1.采用工作内容问卷(JCQ)的三个核心模块(工作要求-工作自主-社会支持),检验JCQ量表的信度与效度并对其进行修订,为职业紧张评估提供简洁、实用的测试工具。2.对职业人群的职业紧张状况进行调查,分析职业紧张的分布特征、变化规律及其影响因素;研究职业紧张与抑郁症状及工作能力的关系。研究为今后采取有效的干预措施、改善劳动条件,减少职业紧张水平,提高职工的心理健康水平及工作能力提供依据。方法:1.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分类大典》,从福州市五大职业人群80多种工种中选择有代表性的单位,采用整群随机抽样方法抽取上述单位的1238名职工组成样本,进行工作内容问卷(JCQ)的评价与修订,采用Cronbach’sα系数、分半信度、θ系数、Ω系数对其进入信度分析,采用条目分与总分之间的一致性和项目区分度进行项目分析,采用因子分析对JCQ量表的结构效度进行分析。2.以修订后的JCQ量表、A型行为量表、应对方式量表为测量工具,采用现况调查研究方法,对1238名在职职工进行职业特征、个性特征和人口学特征进行测定,分析职业紧张的分布特征,比较不同职业和个体特征对劳动者职业紧张水平的影响。3.采用整群随机抽样的方法,从前面调查对象中随机抽取672人组成研究样本,采用抑郁自评量表(SDS) ,工作能力指数(WAI)评价研究对象的抑郁症状和工作能力水平,采用二分类非条件Logistic回归分析方法探索抑郁症状的影响因素,采用多元线性回归分析方法探索工作能力的影响因素。结果:1. JCQ量表的信度与效度验证分析结果表明:工作自主模块中DL2(工作重复性很高)、DL6(对于如何开展工作,几乎没有决定权)这两个条目不能区分不同职工的工作自主水平(P>0.05),与总负荷得分的相关系数较小(rDL2=0.273,rDL6=0.222),因子分析显示未能与其它条目一起在同一个公因子上有较大的因子载荷,说明这两个条目与工作自主的关系不大,并且删除这两个条目后JCQ量表的信度较删除前高,所以应该从量表中予以删除。删除DL2、DL6这两个条目后,JCQ量表的Cronbach,sα系数、分半信度、θ系数和Ω系数分别是0.853、0.841、0.869、0.825;工作自主模块Cronbach,sα系数、分半信度分别是0.635和0.772,工作自主模块条目得分与总分之间的相关系数在0.443～0.680之间,能更好地反映职业紧张状况。项目区分度分析表明,删除后工作自主模块各条目得分在高分组低分组间的差异均具有统计学意义(P<0.001),说明删除DL2、DL6后,工作自主模块各条目均具有鉴别能力,能够区分不同研究对象的工作自主程度。因子分析显示:删除DL2、DL6后JCQ量表共提取特征根值≥1的公因子5个,其中F1因子为上司支持模块,F2因子为同事支持模块,F3因子为工作自主模块,与理论模式基本吻合,但工作要求模块跨越了两个因子(F4、F5),表明工作要求模块本身的结构还不够清晰,善需进一步完善。2.职业紧张的分布特征及变化规律工作要求与职业需求关系密切,以单位负责人和高文化程度者工作要求水平最高,差别有统计学意义;个体特征也对工作要求产生影响,随着年龄的增加,工作要求水平呈下降趋势(F=3.208,P<0.05),男性职工工作要求水平高于女性职工(t=2.068,P<0.05);而在不同个性特征、应对方式组间差别无统计学意义。工作自主不仅与职业需求有关(在不同文化程度组间和不同职业组间差别有统计学意义;固定白班作业组的工作自主水平高于轮班作业组(P<0.001),还与职业紧张中介因素,行为方式与应对方式密切相关,A型行为者的工作自主水平明显高于B型行为者(P<0.001),积极应对组的工作自主水平高于消极应对组(P<0.001)。社会支持水平受个体的应对方式、个体特征和职业因素的影响。不同应对方式中积极应对组高于消极应对组(P<0.001);而不同个体特征中男性职工低于女性职工(t=2.668,P<0.05),而未婚者高于已婚者和非正常婚姻者(F=9.765,P<0.001);大专以上文化程度高于高中以下文化程度(F=8.997,P<0.001);各职业人群间社会支持水平不同(F=14.957,P<0.001),固定白班作业组高于轮班作业组(P<0.001)。3.职业紧张对抑郁症状的影响职业紧张类型为高紧张型(52.32±0.77)和被动型(51.22±0.65)的职工抑郁症状评分高于低紧张型(46.12±0.71)和活跃型(45.72±0.98)的评分;活跃型(69.2%)和低紧张型(68.2%)的职工中“正常”所占的百分比高于被动型(55.0%)和高紧张型(51.7%)的职工;“中重度抑郁”所占的百分比以被动型(15.3%)和高紧张型(13.3%)的职工较高,低紧张型(9.3%)和活跃型的(3.7%)职工较低。多因素分析提示消极应对方式(OR=2.291)、A型行为方式(OR=2.118)、年龄大、职业紧张类型中的被动型(OR=1.824)、紧张型(OR=1.903)是抑郁症状的危险因素,而社会支持水平越高、文化程度越高是抑郁症状的保护因素。4.职业紧张及抑郁症状对工作能力的影响低紧张型的工作能力评分最高,其次为活跃型的,高紧张型的工作能力评分最低,差别具有统计学意义(F=17.233,P<0.001);工作能力在不同社会支持水平组间不同(t=7.338,P<0.001);正常组的工作能力评分最高,其次为轻度抑郁的,中重度抑郁组的工作能力评分最低,差别具有统计学意义(F=74.339,P<0.001);多元线性回归分析结果显示:抑郁症状、社会支持水平、年龄、积极应对、性别、高紧张型进入了回归方程。结论:1.修订后的JCQ量表具有可接受的的信度与效度,能较真实地反映我国职业人群的工作要求、自主和社会支持水平,且具有简洁、实用的特点,在探索性职业紧张研究领域,可作为我国职业人群的职业紧张的测量工具,但工作要求模块还需进一步完善。2.影响职业紧张的工作要求主要受职业因素的影响,而工作自主水平和社会支持水平除个体特征和职业的影响外,还与个体的行为特征和应对方式有关;控制职业紧张应将职业特点与职工本身特征结合起来。3.职业紧张和社会支持水平是抑郁症状和工作能力的重要影响因素,职业紧张的中介因素(行为方式和应对方式)也是抑郁症状和工作能力的影响因素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