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过大量的学者研究发现,IPO公开发售价格普遍偏低,这种抑价现象充分反映在美国以及其他市场。在中国也存在IPO定价过低的问题。但本文的研究的目的不是为了简单地为这种现象件添加另一个证据,而是研究规章制度对新股定价效率的影响。作为经济改革的重大举措,中国1990年和1991年分别在上海和深圳成立了交易所。中共当局对股市发展初期起着主导的作用。这些管制扭曲了市场机制,有可能导致巨大的新股发行抑价。1993年4月《股票发行与交易管理暂行条例》颁布,标志着审批制的正式实行。这种制度下,从上市企业的选择到发行上市的整个过程都由政府主导,市场的自主调节功能没有得到有效发挥,中介机构作用范围有限,无法保证上市公司质量。1999年6月～2001年3月是从审批制到核准制的过渡阶段。2001年4月通道制推出,标志着核准制正式实行。这种制度给予市场一定的灵活性,并且要求企业对自己的公开信息负责,从而可以使IPO市场更好的运行。IPO定价效率研究主要是检验上市公司新股首次公开发行(Initial Public Offerings)的发行定价是否合理。衡量这种“合理”性,通常的方法有两个：一是考察新股发行价与上市首日开盘价之间的“偏离”程度,即抑价率,也就是IPO定价的绝对衡量标准；是通过考察发行价格与反映企业状况的内部因素和外部因素之间的关系,用发行价对企业要素的反映状况来验证定价效率,这就是IPO定价的相对衡量标准。本文还对两种制度下的IPO长期超额收益情况分析。采用了买入持有超额收益、累计超额收益和Fama-French三因素模型的常数项三个指标,通过对比审批制和核准制下的新股发行定价效率,来说明发行制度改革对IPO定价效率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