纳粹德国时期,自然保护主义者基于自然保护理念与纳粹主义在民族主义和种族主义立场上的一致性,将自然保护转变为加强纳粹意识形态统治的工具。在自然保护理念纳粹化的同时,纳粹政府也采取了一系列自然保护政策和措施来回应自然保护主义者的拥护。在赫尔曼·戈林的支持下,1935年《帝国自然保护法》颁布,作为德国第一部国家层面的自然保护法,使自然保护在概念上、法律上和制度上都得到了拓展。戈林也推崇一种回归自然的“永恒森林”林业模式,并在全国推广这一模式,通过限制砍伐、混合种植、保持林分多层结构等措施,有效地改善了森林生态和促进了可持续发展。纳粹也支持在高速公路项目中将自然与技术融合在一起,弗里茨·托特任命景观设计师阿尔温·塞弗特为高速公路景观规划的首席顾问,就高速公路的路线起草专家意见,并制定种植计划,力图构建亲近自然、生态和谐的高速公路景观。在“并入的东部地区”,纳粹在施行人口的种族清洗的同时,对当地的景观也进行了重塑,以为定居在此处的德意志人创造适合其居住的“绿色景观”。由于这些自然保护政策在很大程度上是为了纳粹的政治目标服务的,因而带有鲜明的纳粹特色。这些自然保护政策具有一定的生态意义,但是,由于纳粹政府主要从种族主义、帝国主义的角度审视自然保护,缺乏足够的生态良心,在实践中,往往将其他经济、政治目标置于自然保护事业之上。在经济自给自足的“四年计划”和扩军备战、军事化目标的影响下,自然保护政策在纳粹德国时期的影响十分有限,但其对战后德国的自然保护政策产生了持续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