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随着我国社会经济的迅速发展,为我们的生活带来诸多便利的同时,“先污染、后治理”的传统治理理念使得我们长期受到环境污染、生态破坏诸多问题的困扰。由于环境污染、生态破坏的违法成本低,守法成本高使得损害担责原则成了空谈,且“企业违法、政府买单”的局面依然大量存在,生态环境损害得不到及时有效、充分的救济。随着环境司法专门化的发展及其公益诉讼和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制度的确立,为追究生态环境损害修复责任提供了便利条件。但是多数环境民事公益诉讼或者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制度的运用均滞后于对行为人刑事责任的追究。这不仅对案件中证据的固定、责任的判定有一定的影响,而且反映了我国当前的刑事立法、司法没有为生态环境损害修复责任的实现起到理想中的积极作用。对生态环境类犯罪案件,施以传统上的刑罚虽然能在一定程度上震慑生态环境违法犯罪行为人,但是不能对生态环境损害予以充分救济。因此在对生态环境违法犯罪行为人进行刑事司法追究的同时落实好其修复责任的实现问题,才能从根本上实现救济生态环境损害的及时性。本文第一章选取了三个经典案例,分别是以吴某某山林失火案为代表的补种复绿、以雷某非法捕捞案为代表的增殖放流和以舒某某等违法排污案为代表的传统水体污染。这三个案例基本上可以代表常见的生态环境损害修复责任的类型和履行方式,并通过对三个案例分析,概括总结出生态环境损害修复责任在当前刑事司法实践中所存在的主要问题,对这些问题进行类型化处理分析,总结出案件中的五个争议焦点,归纳为三个方面的问题。这三个问题分别是生态环境损害刑事责任与修复责任的衔接问题、修复责任作为刑罚减免情节量刑标准问题和修复责任承担方式问题。第二章法理分析部分,对第一章归纳总结的三个问题进行了理论分析,并对三个问题产生的原因以及司法实践中该问题带来的一些后果进行了细致的阐述。第三章,针对生态环境损害修复责任三个问题并结合第二章的理论分析,对这三个问题进行评析,并结合相关材料和实际情况提出可行性建议。细致的阐述了刑事责任和修复责任之间如何衔接;修复责任作为刑罚减免情节,应该以修复行为还是修复结果为标准以及对于修复结果为什么要监督验收,如何监监督验收;对主动承担修复责任从宽处罚以及幅度问题,根据现有相关法律提出了设立阶梯从宽处罚幅度的建议;对于修复责任的承担方式,提出了可行性建议,从程序保障再到相关配套保障等。本人意在充分吸取我国地方以及域外有益经验的基础上,从完善刑事司法实践中修复责任的承担方式、设置生态环境刑事司法适用修复责任实现的程序保障机制以及设置生态环境刑事司法适用修复责任实现的配套保障机制等方面对生态环境损害修复责任进行完善路径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