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主要论述清朝末年邮传部与交通银行之间的关联,试图将邮传部与交通银行的兴衰相联系,分析国家政治力量影响下经济的变革。清朝末年,面对内外交困的局面,清政府开始进行政治机构上的变革,设立邮传部并统领邮政、电信、路政、航运四政业务。业务的扩展使邮传部需经手大量的资金往来,需要有银行作为中介来为之服务,这就使得交通银行的出现成为可能。在处理与交通银行的关系上,邮传部首先是控制。交通银行名为官商合办,实则邮传部才‘是最大股东,从交行高层管理人员的任用,分支机构的监督乃至规章制度的制定都由邮传部一手完成。可以说在交行的筹备阶段,邮传部所起作用极为重要。其次,两者之间是相互依赖的关系,交通银行借助邮传部的支持拒绝了大清银行的合并,获得了独立的地位。在实际的经营中,交行业务的扩展也与邮传部息息相关。邮传部所经营的四政业务为交通银行提供了资金来源与利益保障。正是在邮传部的支持下,交通银行才得以在竞争激烈的银行业中得以立足,经济效益也得以迅速展现。同时,邮传部也借助交行实现了收回京汉铁路、电报商股的目标,在邮传部筑路的过程中,交通银行也为其积极的提供经济保障。两者之间实现了互惠互利的关系。但是,邮传部与交通银行之间也有所纠葛。交通银行也存在着反对控制与干预的斗争。随着时代的发展,社会的进步,交通银行自身也在孕育着企业自主的力量。当时局变换,邮传部无暇交通银行命运之时,交通银行股东成立临时股东会担负起企业自身发展的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