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西走廊是丝绸之路东段的主要干线，汉唐时期，东西方文化通过战争、宗教和商贸等渠道交汇于此，对其地域文化特征的形成产生了巨大影响。作为地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河西走廊的建筑蕴涵了异质文化碰撞、交汇的成果，是探讨中外建筑文化交流的典范。本文选取塞防建筑、民居建筑、佛教石窟寺以及砖墓拱顶技术为研究对象，通过形态对比的方法，总结其建筑风格特征与渊源。具体内容分以下六部分： 第一章——绪论，提出选题的目的与意义，界定了研究的范围，从中外建筑文化的交流途径和研究材料的实际情况出发，选定了研究对象。从河西走廊汉唐建筑的调查研究、中外建筑文化交流研究以及丝绸之路研究三个方面梳理了前人的研究成果。 第二章——河西走廊的自然历史背景，概述了河西走廊的地理气候、历史沿革、民族迁徙等方面的情况，为下文的研究做背景铺垫。 第三章——塞防建筑研究。选取边塞防御体系中的候望、屯兵、交通和军需系统中的典型建筑类型——烽燧、城障、关卡和仓，通过对现存实例的考查，明晰各自的建筑单体形制。再从选址、规划、用材和构造等方面进一步分析上述建筑类型，认为河西走廊的汉代边塞防御设施，是对我国战国以来边塞防御经验的继承与发展，以汉塞营建为契机，中原内地先进的城建经验传入河西走廊。在具体的施工过程中，针对地理、植被等条件，在建筑形制、建筑材料等方面做出调适，最终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塞防建筑形式。 第四章——民居建筑研究。首先对坞壁住宅、普通合院住宅和穹庐分别加以论述。坞壁住宅肇源于塞防建筑。与广州汉墓出土的坞壁明器对比，河西走廊的坞壁普遍采用“回”型布局、高楼和多层角楼，防御能力显然比前者更胜一筹。这与控扼边塞的战略地位相契合。在论述敦煌壁画中的普通合院住宅时，从河西走廊的自然气候条件出发，参考新疆交河故城2号民居遗址以及河西农村住宅模式，认为壁画资料有局限性。其次就居俗的交流融合问题展开讨论。整体来看，在居俗的交流互动过程中，胡族比汉族更具开放性和主动性。汉族住宅中的外来因素主要体现在诸如马毯场、毡帐等附属设施，高足型坐具等方面，住宅建筑仍以汉地传统形制为主。而以入华粟特人为代表的胡人住宅的汉化则显而易见。从现存7组石质葬具来看，粟特贵族的住宅单体建筑和室内家具都已引入汉地传统建筑因素。这一方面是面对特定自然地理及社会人文环境和特定匠师系统而做出的无奈选择，另一方面也显现出上层粟特人向中原文化靠拢的心理。 第五章——佛教石窟寺建筑空间研究。重点探讨了以莫高窟为中心的敦煌石窟的两种早期洞窟形制——禅窟和中心塔柱窟，对两者的空间特征及其演变进行了梳理。借助石窟考古界有关印度石窟的分期研究，我们发现“纵长方形中厅的禅窟”和“矩形平面的中心塔柱窟”都可以在印度石窟中找到原型，后者是第三期(公元50-250年)的主流形制，我们认为，以莫高窟为中心的敦煌石窟中的这两种洞窟形制，与其说是受西域的影响，毋宁说是以印度石窟为原型，在特定的自然气候、地质条件及社会文化心理等因素的综合影响下形成的。当然，这种变化并非一蹴而就，印度支提窟原型流传至河西走廊后，必然经历了漫长的演变过程。作为魏晋南北朝时期北方的译经中心和汉代佛教石窟寺发展的第一个中心区域，凉州的作用不容忽视。武威、张掖等地现存的“凸字型”中心塔柱窟是演变链条上的重要环节，其“横长方形前直接与矩形后室相接”、“前室正面雕凿列柱”以及“前后室顶部高度有区别”等处理手法与西印度第三期中心塔柱窟如出一辙，而敦煌中心塔柱窟中的“横人字披顶十平顶”又可以在凉州石窟中找到原型。可见，河西走廊中心塔柱窟的发展隐含了一条从印度经由凉州再至敦煌的线索。第六章——砖墓拱顶技术研究。以河西走廊汉唐砖室墓为主要考查对象，梳理出当地砖室墓的发展脉络：自西汉中晚期至唐代，墓室平面形制经历了简单——复杂—简单的演化过程，拱顶技术日趋成熟，筒拱项与双曲扁壳顶的组合成为多室墓顶部的常见处理手法;起拱曲线的变化依次为坦拱——半圆拱——抛物线拱。期间河西走廊的砖拱技术水平在全国所处的地位有所改变，两汉时期拱顶技术的推广仅次于河南与关中地区，早于山东、长江中下游、巴蜀、岭南等地。东汉晚期以来，当地工匠着意于传统技术的继承和发展，忽略了叠涩式和四隅券进式等新技术的导入，以双曲扁壳顶为代表的传统形制长期占据主流地位。从出现时间、技术特征、运用范围等方面分析，认为河西走廊虽然地近西域，但是砖拱顶技术与中原内地一脉相承，西域影响甚微。河西走廊砖拱技术面对外来影响呈现出明确的选择性，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理解：1、扁壳顶与先秦两汉以来逐渐完善并且广泛影响社会的盖天说宇宙模式直接对应，我们可以从中看到盖天说宇宙模式中的四方五位，八方九宫的基本数理关系。汉晋时期，大批中原士人迁入河西走廊，阴阳五行思想、经学神学与谶纬思想极度盛行，砖室墓穹项的形制恰好是这种文化现象的具体而微。2、当地的相对滞后的经济状况也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砖材制作加工和砌筑技术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