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快速增长，GDP年均增长率达到9.4%。城镇化也处于加速发展的阶段。2017年，城镇化率达到58.52%。与此同时，我国粮食产量也稳步增长。我国粮食总产量由2004年的46946.95万吨增长到2017年的66160.72万吨，增长了40.93%(除2016年稍有下降外)。粮食总产量的持续增长得益于粮食播种面积的增加和单产的不断提高。我国粮食播种面积从2004年的101606.03千公顷增加到2017年的117989.06千公顷，增加了16.12%。粮食单产由2004年的4620.49公斤/公顷增长到2017年的5607.36公斤/公顷，增加了21.36%。粮食单产的提高，体现了我国粮食生产技术水平的持续进步。在城镇化过程中，农村劳动力不断向城市和非农产业转移，耕地面积持续减少，使得粮食生产技术进步在我国粮食安全实现的过程中尤为重要。尽管依靠技术进步是实现粮食增产和农村现代化的必然途径，但是技术进步在提高粮食总产量的同时，可能会由于粮食需求缺乏弹性而导致粮食价格的下跌，使得福利在生产者和消费者之间分配不均，以至于影响农民的种粮积极性，给粮食安全带来挑战。2004年开始，我国逐步取消农业税，并实施粮食直接补贴政策，是粮食生产领域的重大制度性改革。根据《国家粮食安全中长期规划纲要(2008-2020年)》，全国被分为粮食主产区、主销区以及产销平衡区三个区域。因此，本文采用1985-2003年和2004-2017年两个阶段、三个区域的面板数据，分别对粮食生产技术进步的农民福利效应进行测度，分析不同阶段农民福利的变化及其区域差异性，从而为确保粮食生产稳定、实现“供求紧平衡”，提出有针对性的政策建议。
　　首先，运用数据包络法(DEA)测度粮食生产技术进步率，发现我国粮食生产技术水平呈整体上升趋势，特别是从2004年开始技术进步率加速提高。其中，主产区技术进步率提高更快，依次为产销平衡区和主销区，表明粮食直补政策对粮食生产的激励作用明显。然后，运用OLS回归模型对粮食市场的供需弹性进行估计，发现粮食生产技术的进步，提高了粮食的生产能力，进而提高了三个区域的供给弹性。与此同时，也提高了主产区和产销平衡区的需求弹性，但却降低了主销区的需求弹性。这是由于粮食生产技术的进步，增加了粮食供给，改善了粮食质量，因而提高了需求弹性；而对于收入较高的主销区来说，选择更好的食品代替粮食，降低了粮食的需求弹性。最后，运用粮食生产技术进步的农民福利效应模型对三个区域技术进步前后的农民福利变化进行测度。粮食生产技术进步改善了三个区域的社会总福利，但改善的福利在不同主体之间分配不均，主要被消费者所分享，而不利于农民福利的改善。三个区域彼此之间存在较大差异，其中主产区粮食生产技术进步的农民福利效应最低，其次是产销平衡区，主销区最高。这主要是由于三个区域的粮食产量不同，粮食产量越高，粮食生产技术进步对农民福利的影响越大，福利效应越低。因此，本文结合三个区域的实际情况，从优化补贴方式、加大科研投入以及改革粮食市场流通体制三个角度为改善农民福利、确保粮食生产稳定、实现“供求紧平衡”，提出有针对性的政策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