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一次在家过年大约是十年前。那时妹妹还没有出生，那时还能燃放烟花爆竹，那时的春晚还有点好看。
　　如今，十年一次的回家过年显得平淡了些。如果抹去一系列贺岁信息与节目演出，甚至有点感觉不出过年与日常回国度假的区别。
　　曾经可不是这样，曾经的“年关”充满盼头。
　　一年一次，过年是盛大的事。备年货，大扫除，买新衣，做年食。随着腊月将近，就觉得会有好事发生。这好事于我具体是什么呢，压岁大红包？除夕放烟花？合家看春晚？……说不清具体是哪一项让我兴奋又期待，又或者就是这全部选项构成的独特氛围。总之，随着腊月年关筹备的日益紧张，我的祈盼就越加浓烈。
　　年味，是一年一次珍贵的场景化体验，是我在这体验里的期待与满足。只可惜，随着经济的发展、物质水平的提升、城市现代化规范治理的需要，幼时稀缺的仪式化体验被大大冲淡：大红包的喜悦被消解了；外环以内烟花不能放了；连春晚的小品与贺岁电影也仿佛注了水，在义乌赛博画风的舞台上唱演做打再卖力也无法打动我心。一切都变得速成，一切都容易获得，一切都流于凡俗。新鲜感被日常化取代，自我参与创造的乐趣被“现成物”填满，我的盼头也栽了跟头儿。
　　我渴望的年味中，藏着少年重回稳固世界的情感线索。年味的变淡，可能与人的长大密不可分。长大的过程是离家的过程、奔赴前程的过程、不断拓宽自我世界的过程。随着眼界增长、疆域拓宽，逐渐看遍世界的光怪陆离，这时候再回家过年，还有什么罕见稀奇？不过是在走遍半个地球、经历陌生的大世界之后，在特定的時间点重返这个叫做“家”的起点之时，借由熟悉的童年时刻重温从前的自己，捡拾熟悉坚固的安全感，明白哪怕世界变化也总有个角落稳定而坚不可摧。
　　曾经的过年，还有热热闹闹的拜年。拜年仪式背后是中国人重乡土、重家庭、重朋友的淳朴感情。从司马迁向汉武帝提议启用《太初历》、春节由秦始皇规定的十月初一调整为正月初一开始，拜年就在中原地区全面盛行。到魏晋南北朝时，拜年还增加了燃放鞭炮的习俗，《荆楚岁时记》中记载，“鸡鸣而起，先于庭前爆竹。长幼悉正衣冠，以次拜贺”，及至宋代的“飞帖”——最早的新年贺卡，明清的“团拜”——为了提高拜年的效率，都在传递浓浓的人情味。
　　再看现在，拜年的效率有点颇高了。“群发式拜年”取代了见面约会的真情交换，对速度与效率的追求取代了人们愿意为他人付出的时间与心力。其中虽有疫情限制流动的缘故，但在疫情之前这样消解仪式、强调便利的方式已经屡见不鲜。通信技术的发达缩短了物理上的距离，却拉远了情感关系。然而“爱”不就是愿意为彼此花费心力与时间吗？有时候幸福需要的是身体力行。
　　如此整理过年的感受，似乎真有点乏善可陈。想起和朋友一起叨叨“地球已经没有地球味儿”时，他的扯淡有点意思。他吐槽现代文明的拓展让所有土地和空间的辽阔、广袤不复存在：人类从地球的一个角落到另一个角落，几乎从未真正来到室外和野外，只是从这个房间来到另一个房间。
　　他因此提出了“斜坡城市”的假想。在斜坡城市中，所有的高楼和建筑将自己的楼面放倒，缓缓倾斜在地面上方，人可以在楼面上自由行走驻留：金茂大厦变成了通往远方的玻璃山坡，居民的住房变成了半开放的街道。当你在一扇窗前坐下时，营业员能从50多层柜台来到你面前端上一杯热腾腾的咖啡；孩子们穿着轮滑鞋在帝国大厦由高向低一路冲刺，一个翻身就乘着玻璃的波涛跳过太平洋、去到东半球；即使从上海走到莫斯科，也不用真正走出一座大楼、进入一个室内，因为所有的外面就是里面。
　　嗯，我承认这真的很扯，但随便想想也挺带劲儿。世界长大了，童年的逝去也无可挽回。年味儿不再是舌尖上、耳目中的红火热闹与天真欢愉，过年却仍旧重要——因为过年，让我多出了机会与家人团圆，相信你们也是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