赋、《诗》与经学三者间的关系错综复杂。汉人崇经，《诗经》被列为五经之首，《诗经》学因此兴起，经学意义随之被强化，造成诗歌创作的萎缩；汉人好赋，赋体因此大盛，成为“一代文学”之典型代表。经学之士鄙薄赋作，认为其乃“雕虫小技”，但往往技痒，时有间作；赋家感叹其地位低下犹如俳优，为了改变尴尬的境地努力向经学靠拢，却常常受到经生的攻击；经学家以“美刺、讽谏”作为其创作指导思想，竭力想以自己的经学观规范赋家的创作，但在赋家实际的创作中却不能不受文学规律的支配，外在形态上表现为与经学的对抗，这种复杂、纠结的现象反映了汉赋与《诗经》、经学之间复杂而微妙的关系。《诗经》的经学化虽然造成了汉代文人诗歌的凋敝和中国诗体在汉代发展的缓慢，但与之相对的赋体文学却得到了繁盛，赋家不仅用精美的文字为我们营造了一个独特的想象空间，更重要的是汉赋以其对称美、韵律美、词汇美和广阔的社会生活题材、浪漫主义文学思想来对抗经学，最终成为一代文学之盛。本文以西汉赋为研究对象，从三个部分来探讨西汉赋与《诗》学的关系。第一章经学背景下的西汉《诗》学。从西汉《诗》经学化过程与四家诗的形成，西汉四家诗说《诗》传《诗》的特点，四家诗说诗、传诗影响下西汉赋引《诗》思维方式三个方面来探讨西汉《诗》学产生的背景以及对西汉赋引《诗》的内在影响。西汉《诗经》学在西汉儒家解《诗》传《诗》、注经传经的学术背景中产生，说诗以称说大义为宗旨的特点使汉儒更加注意把握《诗》的全篇意，传诗更注重征引史实来发明经义，在这种思维方式的影响下西汉赋的引《诗》一方面更注重《诗》与赋的融合，另一方面更注重引诗致用的功能。第二章西汉赋与《诗》学。从西汉赋的引《诗》用《诗》，西汉赋家与《诗经》学两方面来探讨赋文本及赋创作主体的引《诗》用《诗》。从统计材料中我们发现西汉赋中有大量的引《诗》材料，这些丰富多彩的引《诗》材料不仅说明了赋家对《诗》学观点的服膺，更说明了西汉赋家希望把赋纳入经学的范围，并以《诗》学理论来规范赋创作的强烈愿望。第三章《诗》学传统影响下西汉赋的创作与批评。从创作与批评这两个方面来探讨西汉赋创作与《诗》学传统的内在关系。在创作方面，《诗》的“言志”传统、美刺讽谏的内在精神、礼乐教化的作用影响了西汉赋的创作实践。在批评方面，由《诗》学引发出的“依经立意”的理论批评原则也影响了西汉赋论的发展轨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