崇祯十七年(1644),李自成率军打进北京,崇祯皇帝自缢于煤山,明朝灭亡,这一事件对明朝臣民来说无疑是天崩地裂的剧变,该年是农历甲申年,因此被称为“甲申国难”。因事发仓促,明代的官吏多数都被困城中,这些被困明臣就成为“甲申国难”的亲历和目睹者,他们见证了此后一幕幕富有戏剧性的变化。出于各种目的,这些士人之后陆续回忆并记录了自己的经历,当时官为左谕德的杨士聪就是其中一位。他被困城中,为农民军所执,期间他的妻妾自尽(妻子后生还)、幼女投井,自己仰药自尽被救回,后来在机缘巧合下逃往江南。此时的南京已经有福王政权,经历九死一生到达南京后,他却感受到了南明朝野对北京南下官绅的非议。为此杨士聪写了《甲申核真略》一书,讲述自己的经历,记录下被困城中士人的遭遇、无奈以及南渡路上的种种艰辛,为自己正名,也为被困城中的士人们喊冤。和杨士聪有着同样经历的还有时官工部营缮司员外郎的赵士锦,他同样感受到南明朝野的压力,也写了《甲申纪事》一书为自己证清白。杨士聪、赵士锦可以代表当时这一类境况特殊的士人:一方面他们不愿意投降农民军,另一方面也不被南明朝廷接纳。他们被时代洪流挟裹着,成为在夹缝中苦苦挣扎的一类人。他们深受传统的名节观影响,忍受不了别人对自己名誉的诬陷,有强烈的名节意识,写“自证书”正是此观念使然。他们南下时,也正是南明对于北来士人的“顺案”进行得激烈的时候,这致使一批前明官员掉头回去投降了清军,更加充实了清廷的力量。历史不能假设,但我们不妨这样假设一下,在国难当头之际,如果南明政府不是苛责他们,而是团结他们抗敌,或许自身也不会很快就崩溃。杨士聪、赵士锦的经历高度浓缩了时代的复杂、混乱,以及个人的无奈和挣扎。本文通过对《甲申核真略》和《甲申纪事》两本书的考察,分析、归纳出这类“自证书”史料的时代背景、文本特点、作者群体,体现出他们在鼎革之际的艰难抉择和随之带来的困境,丰富人们对那个动荡时代的认识。另外,两书中涉及明廷末日情况、李自成农民军进城后的作为等史实,讲述的多是作者的亲身经历,真实性较强,既可校正史实,又可补正史之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