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以北朝散文为研究对象;以业师王锺陵先生所提出的“原生态式”的文学史研究方法，作为本文的基本指导思想;以先生总结归纳的北朝文学发展的三个阶段，即“一是少数族的汉化，二是北方文学之南化，三是对于南方文风有意的矫正以至批判”1为基本线索。笔者根据先生所提出的“历史真实的两重存在原理”的著名论断，从民族融合、文化融合以及北方士人秉持的儒家文化传统等三个方面着手，力图最大程度地贴近当年文人散文创作的实际，对北朝散文的总体发展状况作出全面的分析、阐释。　　全文分为引言、正文、结语三部分。其中引言主要是说明与本课题相关的前人研究成果、研究现状以及研究方法。正文分为上、下编。上编共有两章，第一章对北朝散文的概念及范围作出界定，并归纳总结出北朝散文“笔”长于“文”、“笔”盛于“文”的基本特点;第二章将北朝散文的发展阶段分为平城、洛阳、邺城、长安四个时期，并对四个时期北朝散文的特征作出分析与论述。其中，平城时期是北朝民族融合及文化融合的起步阶段，是北朝散文简洁直率、质朴平实风格的形成时期;洛阳时期，是北朝民族融合和文化融合的最好时期，包括辞赋在内的各种抒情文体，在这一时期得到了快速发展，北朝散文的第一部标志性成果《水经注》的出现突出表明了北朝士人经世致用的功利文学观念在散文创作方面的具体表现;邺城时期，随着南北方文化融合的持续深入，南方散文在形式和技巧方面对北朝散文所产生的影响开始显现，诏策奏议等公文的骈俪程度显著增加，文章日趋工整、典雅。此时，北朝散文的标志性作品有两部，一是官修国史《魏书》，二是风物志《洛阳伽蓝记》，这两部书的出现代表了北朝士人在史传散文创作方面所取得的杰出成就。长安时期，是北朝士人对南朝文学由学习到超越的阶段。由齐入周，由梁、陈入周以及关右士人是该时期北朝散文创作的三股力量。庾信、王褒等南方士人的作品代表了北朝“文”的最高成就，而卢思道、薛道衡等山东士人的散文作品则当之无愧地成为北朝“笔”的标志。在此之前已经延续数百年的训诫文，终于在历经磨难的颜之推这里，形成为对后世产生深远影响的《颜氏家训》。　　本文下编分为四章，分别论述郦道元的《水经注》、杨街之的《洛阳伽蓝记》、魏收的《魏书》及颜之推的《颜氏家训》四部北朝散文的代表作品。这四部书所以出现在北朝，本身就是北朝散文“笔”盛于“文”、“笔”长于“文”的最佳体现，而它们各自具有的时代意义和文学成就，则清晰体现出史官文化和经学传统在北朝散文创作上的具体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