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以1927——1937年间湖北省保甲制度为考察对象,探讨这个时期国民党保甲制度和传统保甲制度相比所具有的特点、所起的作用;新保甲制度在湖北推行的进程、概况,保甲与剿匪、保甲与农民负担、保甲与地方教育、保甲与公共管理的关系,从中探究新保甲制度推行的成效;探讨新保甲制度运作中,湖北农村社会权力关系中县长、区长、联保主任、保甲长、地方精英等与基层社会控制的关系,以及新保甲推行所遭遇的困境。 国民政府重新设计与推行保甲是为剿灭共产党在农村的革命势力,使国民政权的触角延伸至农村基层政权,加强对农村社会的控制。湖北省正是基于这样的目的,大力推行新保甲制度。本文认为新保甲制度的推行在推进地方教育、加强公共管理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但从整体上讲,成效甚微,无法实现“剿共”目的。农村基层控制仍是一盘散沙。影响因素主要有:县长、区长这一上级政权机构推行不力;保甲行政人员素质低下,事繁而位卑;地方精英在农村基层政治舞台的退出;土豪劣绅对乡村政权的窃取与控制。总之,国民政府借保甲制度实现控制乡村社会的目的几成泡影。不仅如此,新保甲制度的推行中,壮丁队、保甲经费的征收等增加了农民的负担,影响了农业生产;土豪劣绅与县长、区长、联保主任的身份、职务、势力的交织,给农村基层政权增加了更为混乱的因素。因此,新保甲制度的推行,不仅不能从根本上改善对基层社会的控制,反而形成了不少恶政,加剧了政府与民众的对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