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新常态”首次正式提出是在2014年APEC会议上,习近平指出我国经济从高速增长转为中高速增长,经济结构在不断优化升级,且正在从要素驱动转为创新驱动。这也意味着我国粗放型的经济增长模式,将被逐渐取代,而我国迫切渴望出现新的驱动经济增长的力量。“新型城镇化”被寄予厚望。我国城镇化发展速度飞快,到2016年底,我国城镇化率为57.35%,已达到一个较高水平,近年来城镇化发展速度相对放缓。虽然我国城镇化的发展速度不断提高,但城镇化进程中存在许多问题:如城镇化的质量仍处在较低水平,城镇化发展速度与质量不相匹配等。直到“新型城镇化”概念的出现,表明我国开始增加对城镇化质量的关注。“新型城镇化”要求城镇化发展以人为核心,实现人口、土地、经济及环境等全方面的、可持续的城镇化发展,真正改善农村向城市转移人口的生活方式,使他们享受与城市人口平等的社会福利,而此过程应不断缩小城乡差距。2014年3月国务院颁布《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2020年)》就明确了新型城镇化的发展方向,指出我国需提高城镇化质量,为新常态下经济发展提供动力。若想实现新型城镇化,我国需实现人口城镇化与土地城镇化协调发展,然而我国人口城镇化与土地城镇化发展速度一直存在一定差距,土地城镇化的速度大于人口城镇化速度。解决人口与土地城镇化的协调发展是使得新型城镇化推动经济发展的首要问题。本文基于人口城镇化与土地城镇化发展的视角,通过定性与定量分析相结合,判断其二者协调性以及对经济发展的影响。首先,通过大量查阅研究已有研究文献,确定思路;其次,界定人口城镇化、土地城镇化及新型城镇化概念内涵,从而为下文对问题的深入研究提供基础。第三,通过相关现状与理论分析人口城镇化与土地城镇化发展速度不匹配的原因及城镇化与经济发展关系,梳理人口与土地城镇化耦合协调性对经济发展的影响。研究发现,人口与土地城镇化的低协调性不能有效拉动居民消费,并且还会拉大城乡差距,严重影响城镇化发展质量;第四,运用熵权法,量化分析人口城镇化和土地城镇化的综合发展水平。研究发现,我国人口城镇化和土地城镇化水平基本均逐年提高,少数城市出现倒退现象,且东部水平高于中西部;第五,构建人口城镇化与土地城镇化的耦合协调度模型,研究表明我国人口城镇化和土地城镇化协调性虽不断提高,但仍处于初步协调阶段;最后,运用城镇化对经济发展影响的面板模型,实证分析人口与土地城镇化协调性对经济发展的影响。研究表明,人口城镇化与土地城镇化协调性每增加0.01,国内人均产值将增加8.68%;每万人高校专职教师每增加1%,国内人均产值将增加42%;人均固定资产投资每增加1%,国内人均产值将增加22%。结果表明,人口城镇化与土地城镇化的协调性与经济发展有长期稳定关系,若想通过城镇化实现经济发展,人口城镇化与土地城镇化的协调发展是亟需解决的问题。在我国经济新常态环境下,城镇化是促进经济发展的有效方法,而其重要的前提条件是:我国城镇化发展的质量不断提高,人口城镇化与土地城镇化能够协调发展。基于上述条件,文章提出以下建议:第一,突破二元户籍制度困境,实现人口生活方式的城镇化,由于二元户籍制度限制由农村向城市转移人口享受平等城市福利,不利于从根本上改善城镇人口生活方式;第二,深化土地制度改革,实现土地生产效率的城镇化,土地制度的非市场化容易造成土地资源的浪费,因此改善非理性的土地扩张和提高土地利用效率是实现土地城镇化更好发展的途径;第三,深刻新型城镇化内涵,促进城镇化协调发展,如果从民众到国家均能认识到城镇化是“人”的城镇化,应重内涵而轻速度,那么我国才能真正实现“新型城镇化”,才能使城镇化发展为经济发展贡献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