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一个同人团体，《词学季刊》社文人群体在中国现代文坛的正式出现以《词学季刊》社及词社惟一的机关刊物—《词学季刊》—1933年4月于上海的创办为标志，至1937年，刊物毁于炮火后—这个同人组织也基本上和刊物的命运相始终。虽是一个以“约集同好研究词学发行定期刊物”为宗旨的同人组织，但并不像其他的诗词文社，据目前所掌握的史料来看，《词学季刊》社同人从没有以词社名义举办过一次正式的雅集或聚会，词社自始至终都没有公布一个详实的成员名单，兼之词社一些成员和当时政党派系的关系，以致当事者述及此事时有意回避、后人则为尊者讳，诸如此等使这一同人团体的存在长期地被搁浅于研究者的视野之外。　　笔者从当时文人的书信、日记、诗词文集等著述入手，并和其他历史记载相互参照，对《词学季刊》社同人圈子进行了大致的厘定，进而发现这一同人队伍组成较为庞杂，不受地域、年龄及阅历等各方面影响，可谓是中心明确、边界模糊的一个同人团体，且成员皆为在词学领域有造诣之人，“几乎囊括了词学界所有中坚力量”。词社对于“同好”的认定有一个基本的标准，而这标准不仅基于文化立场，也基于文人流品、其时的政治姿态及学术背景等。从整理出的词社主要同人名单，以及此后同人之间的学术活动、交往中发现这一“同好”圈子呈现一种同门(同出师门)、同乡、同事，或者是门生后进的网状关系，具体来说则有如下特点：一、家学。于幼时接收良好的传统文化熏陶：二、师承。同人中不仅存在门生后进的关系，就同辈而言，也存在着同出一个师门的现象，或者相互的师辈之间关系密切；三、私交。文人之间因家世背景和师承等渊源关系，彼此之间过往较密；四、其时多为全国各地的教授，所治之学在传统学术范畴内；五、诸同人在文化立场、思想趋向及价值观念等方面倾向于传统。　　作为本文的研究对象，《词学季刊》社文人群体始终被排斥在中国现代文学研究者的视域之外，即便偶有提及，也是将之作为与“新文学”相对立的反面—“旧派”而加以贬斥。尽管被土流意识形态所摒弃，但《词学季刊》社同人团体在三十年代文坛的存在，以及他们对中国传统文化及学术传承和发展的贡献与影响却是无可置疑的。1933年4月，词社成立伊始，同人便打出“专以研究词学为主，不涉及其他”的群体性学术宣言，似乎和其时的社会、政治氛围以及文坛主流的革命话语、高涨的民族意识有点格格不入，也因此受到新文学阵营的排斥与革命人士的猜忌。其实，《词学季刊》社同人的学术活动及言论并非和时代相脱离，只不过换一种更为委婉曲折的方式—见存民族传统文化来表达而已，但这也是他们基于自己的文化趋向、社会阅历以及时代生存感受而作出的选择。尽管他们在此后“以网罗放佚，发潜阐幽为最大任务”的学术选择中彰显出一种争取文坛生存空间，及学术话语权的思想倾向，但他们在词学典籍的保存及整理方面，以及在传统学术的领域内对词学研究进行革新，以使其能够适应时代进而更好地传承下去的努力与成果是显著的，可谓是一批现代文坛的古代文学研究者。　　《词学季刊》社文人群体是一个整体概念，需注意其背后的多元存在。首先就政治立场来说，大致可以分为清遗民和民国遗民；而就与当时政权的关系来说，曾仕于民国以及从未曾仕宦的这一群中又有南北之别，要看倾向于北洋政府还是国民政府；然就抽象的文化认同来说，则有认同传统的纲常伦理，及信守“中华民国”这个虚名及其象征的义理的，另外也有只以“古”为尊的。当传统伦理操守在三十年代的现代社会里受到挑战并被目为历史发展的阻碍时，同人所坚守的风义节操等传统文化品格在新的伦理架构中遭遇前所未有的困境，何去何从？同人于进退出处的选择中不仅要面对自我及同辈中人的道德审判，还有承担政治风险。而其实，学术姿态的选择也是一种政治赌注，除了基于自己的生存感受外，还包含着对时局的把握及未来政治形势的悲观预测。　　论文主要从《词学季刊》社诸同人以刊物为中心的学术活动，以及其时的撰述、交游、书信和日记等文献材料入手，考察他们在三十年代中国的学术活动及言行中所彰显的对于时代加之于己的生存感受及命运观照，探究他们于进退出处的困惑、思考及选择中所蕴含的现代意识及历史文化、思想内涵。论文共四章，第一章在历史背景的梳理与把握基础上，分析以刊物为中心的词社同人圈子之形成，进而窥探其间复杂多元的现代文学生态以及文坛格局；第二章围绕同人以《词学季刊》为中心的词学研究及其他学术活动，结合当时的历史场域，探讨同人于学术活动中所彰显的文化性格、情感赋予，以及学术理念中的时代意识；第三章主要围绕同人对“疆邮授砚”的诸题咏，考察词社同人在三十年代的生存处境，以及进退出处的选择与依据，探讨他们在不同的伦理架构中所遭遇的道义困境，从而也可以进一步了解现代中国思想文化界多元丰富的存在状态。第四章主要从《词学季刊》的终刊，以及同人曾试图重组但最终失败的历史场景再现中，探究导致这一群体最终分散的多种历史因由，并考察他们此后的人生道路选择及命运结局。　　由于《词学季刊》所具有的纯学术性特点，使本文对于《词学季刊》社文人群体的讨论虽采用思想史、文化史(史实及一些人事关系的辨析)研究的角度，却也不至于偏离本论文属于文学研究这一范畴，对于文学本身的价值及意义，同人的创作与著述给论文的深入探讨能提供足够的文本支持。然论作写作中所遇到的最大的困惑与难题或正如梁启超所言“资料少既苦其枯竭、苦其罣漏，资料多又苦其漫漶、苦其牴牾。加以知人论世，非灼有见其时代背景，则不能查其人在历史上所占地位为何等，然由今视昔，影象本已不真，据今日之环境及思想以推论昔人，尤最易陷于时代错误。”①论文尽量避免“割裂”式谈论和二元对立的研究思维，不以“早有定论”为理由，对这群历史人物的探讨持“理解之同情”的态度，以文人的言行、撰述、书信日记、档案等文献材料来支撑论说，以求接近历史人物的真实状态。